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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英雄——陆荣廷与同盟会
深山射虎,只手降龙,十年岭峤镇南关,为罪为功,今日盖棺应论定;
杰出武鸣,师出岳麓,一柱南天支大厦,可歌可泣,千秋信史有公评。
20世纪初年,旧桂系军事力量开始形成,在这时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从海外席卷到国内,也冲击着西南边疆地区,
陆荣廷和他的军队受到革命洪流的影响,曾与中国同盟会发生过接触、联系甚至谈判投诚。但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陆荣廷是清朝的二品武员,同盟会是以推翻清朝为目的的"叛党",两者水火不相容,要联系接触只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不留痕迹,以免引起清政府的怀疑招来杀身之祸。因此陆荣廷和同盟会的关系就变得扑朔迷离,鲜为人知。现在根据各方面的蛛丝马迹,把这段秘史的面纱揭开,有助于人们对陆荣廷历史的了解,也有助于说明他对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的态度。
一、1906年陆荣廷奉派到日本考察军事,同革命党人来往密切,接触到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思想,但有没有加入同盟会,是一个疑点
1905年清政府调集重兵把广西会党、游勇大起义镇压下去后,论功行赏,陆荣廷的官阶由都司晋升到副将、参将,职务由分统擢升为统领,荣字军由5营扩编到10营,成为广西边防军中的主力部队,深受清朝的倚重。1906年7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太平思顺道庄蕴宽奏派陆荣廷到日本考察军事,学习近代军事知识,为清朝效力,为本派系所用。但是陆荣廷出身孤苦,从文盲到粗识文字,缺乏军事科学知识基础。岑、庄虽有意栽培,而陆却学不进去。据说"陆荣廷往日本考察军政,并未入学校受训,只是到各军事学校参观,或者旁听,因课程深奥,听不懂,无心学习。惟射击枪法准确,颇受日本军官的赞许。他日与留学生往还,无所顾忌。在日本呆了两三个月,自觉乏味,便要求回到龙州边防将弁学堂学习"。另据王和顺写给陆荣廷的策反信说:"公出游日本,铁良之侦探日夕相伺,而公不自检点,乃日与留学生往还,惹人注目,公即无所作为,然疑公为有意东游,与革命党结纳者实众"。
1905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中国留学生赴日本达到了最高峰,孙中山从欧洲重回日本。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总部致力于制订武装起义的纲领和规章制度,而其下属的各省分会相继成立,大规模开展发展组织和革命宣传工作。正是革命思潮最盛之时,陆荣廷来到了中国革命的海外中心,便自觉和不自觉地卷进了这个漩涡中。1905年到1906年广西留学生到日本也达到了顶峰,共168人。由于边防督办郑孝胥、太平思顺道庄蕴宽的倡导和支持,落后闭塞的边疆地区也出现了留学热潮。当时大多数留学生都倾向革命,而归顺的曾彦、曾汝璟、邓鸿绪、凌辟等已加入了同盟会,曾彦还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继刘崛、卢汝翼之后任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陆荣廷曾在归顺驻防多年,与他们相识,如今在国外遇见乡亲,同讲壮话,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他既然学不进军事课程,便"日与留学生往还",特别是和曾汝璟、曾彦父子过从甚密,与革命的留学生结为知交。
陆荣廷与同盟会员有了接触,是否已经参加了同盟会?当时并无传闻和记载,到1961年刘崛撰文说:"陆荣廷是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介绍人是曾彦和龙州方面一位姓宋的同志。当时有人主张不许陆荣廷参加,孙中山说;'允许他吧。'后来要发入会证的时候,我又向孙中山请示,可否照发?孙中山说:'照发吧"'。刘崛是同盟会广西分会首任会长,他的文章具有权威性,而且说得这样确切,人们自然信以为真。
但陆荣廷参加同盟会之说缺乏文献依据,也不符合事态发展的逻辑,具体理由有三点:
第一,目前保存着一份最原始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这本名册原由同盟会总部庶务刘揆一保管,武昌起义刘回国,交给会计何天炯保管,不久何又回国,便带着这本名册返回广东兴宁,后病故于家乡。1939年秋何天炯的儿子将原件带到重庆交给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本名册登记有960人,是1905-1906年在日本、吉隆坡、新加坡、河内、香港和欧洲各国参加同盟会的会员名单,有姓名、年龄、籍贯、加盟年月日、主盟人、介绍人等记载。其中在日本加盟的广西籍人士43人,全是留日学生,记载非常真确,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如果陆荣廷1906年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总部就在当时当地,为什么名册中没有他的名字?
第二,从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孙中山、胡汉民、王和顺等写给陆荣廷及其部将的策反信,或是写给南洋华侨筹集运动经费的信件,都说陆荣廷是清朝的重要将领,手握兵权,能够左右形势,是革命党人必须争取和策反的对象。如果陆荣廷参加过同盟会,他们会利用这种关系,更有利于进行策反,可是他们的言论并没有把陆荣廷引为同志。我们再以郭人漳为例,1906年初黄兴秘密入桂林郭人漳营中,发展了郭人漳及一批将佐参加同盟会。后来钦廉起义,黄兴多次潜入郭军营中,运动郭人漳率部响应,郭人漳患得患失,没有执行党的指示,受到同盟会党人同声谴责为假革命。而同盟会的领导者对待陆荣廷显然是有别于郭人漳,不把他作为"同志"看待,这也是陆荣廷没有加入过同盟会的旁证。
第三,陆荣廷一生也没有流露出他参加过同盟会,这在清政府统治时期为了安全原因保守机密是可以理解的,但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同盟会员成了开国元勋,陆荣廷当上广西都督,也不见他利用这种殊荣作锦上添花。当时浔梧的同盟会组织反对陈荣廷起用清朝旧官僚把持政权,1911年12月14日陆荣廷致电说:"独立以后官民同是革命,不可谓首倡者为革命,响应者非革命也。果是热心爱国,护持同胞,即使同盟会在前,亦不可尚存党见,自隘范围。廷革命数十年矣,其隐忍蜷伏于满清政府之下者恃有兵权以待今日耳"。如果陆荣廷1906年参加了同盟会,他为什么不抬出"首倡者"的金字招牌来压同盟会中的反陆派,而是拿他早年当游勇作为革命历史来炫耀,须知清末民初上中层社会是把会党、游勇看作"土匪"的。
二、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发动西南边境武装起义,策反荣军,陆荣廷与同盟会信使往还,但没有实际行动帮助革命。
同盟会成立后经过一年宣传、组党工作,1906年进入了以武装推翻清政府的行动时期,确定"两广首义、各省响应"的战略方针。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便偕同胡汉民、汪精卫、黄兴等到越南河内甘必达大街61号设立总机关,联络会党,运动清军,发动粤桂滇三省边境武装起义。时陆荣廷任广西边防营分统,驻戍在镇南关、凭祥的要津地区,成为同盟会策反的重要目标。当年6月,河内总机关派上思会党首领关仁甫、逃越的防营管带梁兰泉入关,利用会党行伍的关系,运动陆荣廷、陈炳焜所部官兵。1907年中,荣军营务处
陈炳焜、文案林绍斐秘密入越南,经梁兰泉介绍,会见坐镇河内机关部的胡汉民。会谈中,林绍斐"畅谈时事及光复宗旨,极表同情,终则以柳州之役(指1904年陆亚发起义)不能乘时共起,为革命军撼。谓尔时荣军奉命数月延迟,待革命党真无举动,始肯用武,盖虽有深心,而未遇机会。"林绍斐又谓"日本留学生以服官满洲者为奴隶,而矢口自许国民;国民、奴隶非目前可定,亦止待判决于将来"。陈炳焜说:"统领陆公,素有大志,同镇文武,相视莫逆,中国有事,边防之军,必不为天下后"。这次会见是陆荣廷背着清朝,派心腹向同盟会表明响往革命的心迹,但没有承诺义务。
而驻守镇南关右辅山炮台的两哨清军归附革命,驻在关城的黄福廷营也答应响应。11月孙中山委王和顺为革命军南军都督,驰赴边界指挥镇南关起义。11月21日王和顺策动陆荣廷起义,信中写道:"公勇敢为诸将所不及,而所部兵精且众,亦甲于各军,使公一举反正,则两粤之将士,当无不披靡奔溃者,义旗所指,满洲必灭,大业必成,以之策功,谁复出公右者?为汉族开国伟人而扬名世界可也……公慎毋谓满洲遇我厚,不忍相负也。满洲之鞭笞汉人而用之,曾不如犬马。故鲍超为湘军第一猛将,为满洲自残同种以10万计,而其死之日,家产悉被抄没。苏元春久防边境,极武人至高之位,而卒不免于充军。公自视勋劳如何鲍氏、地位又如何苏氏也?"。武装起义的矛头指向了陆荣廷的军队和防区,革命的形势迫使陆荣廷作出抉择:要么响应革命党人的号召,率部起义;要么忠实于清政府,与革命军为敌。后来实践表明,陆荣廷采取了中间道路,两面应付,明打暗拉,用心良苦。
1907年12月2日子夜,黄明堂率领100多革命军,在起义清军内应下,一举占领了镇南关右辅山三炮台。天亮,革命军派人拿旗下山插到镇南关上,黄福廷临阵爽约,杀死军使,据关同革命军对抗。
陆荣廷、陈炳焜震惊过后,便督兵反扑,三面进逼右辅山,与革命军展开枪战。4日,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从河内赶来镇南关督战。5日上午,孙中山命法国炮兵上尉狄氏把炮台上各种口径的火炮修复瞄准,一齐指向清军阵地,炮火十分猛烈,陆荣廷的大营中弹起火。炮击过后,有一个打柴的妇女送信上山交给革命军。信的大意是:"荣廷等现虽为清朝的官兵,但决非要自行操洁,我等曩时亦为广西游勇之长,而反抗满清政府,常迫官兵不让一步。凡此事实,为君等所记忆,然知时运不济,故假装为我汉民族仇敌之客帝之忠义者,本无意于官禄,而贪安宁,故在兹岁月中,衷心怏怏,愧对日月,尚祈君等鉴谅。今回见君等起事,虽以为无力,但在君等之后,有如孙逸仙者之大豪杰策划一切,彼暗袭<事件>太平天国的战术,在此辽远的国境衅开战端,先得普天下之人心,然后再图北京。我等闻此,以前之视君等为无力之轻视尽冰释矣。尤其今朝才受到猛烈的炮声,是即认为孙统领亲自临军,极操纵之妙算,愿与共事,今知机会已到,我等愿投君等之麾下。我一身之进退不足惜,只我的部下600名,如未蒙允诺,将以何面目对之?敢问君等亦能同加收录乎?如蒙允诺,则俟得确据后当决去就矣。因明日自凭祥方面有500援军开来,明后日又有自龙州2000大兵开来,事急矣,祈君等自重"。革命首领们当即研究了陆荣廷的来信,认为他经受不了炮火轰击而想息旗乞和,当即决定:第一,由黄明堂率起义军坚守阵地5天,孙中山等返回河内调集援军饷械,再发动进攻。第二,复信给樵妇带回,嘱陆荣廷准备响应。但孙中山返回河内时被法国警察发现,勒令离境,破坏了增援计划;黄明堂坚守5天后援军不到,依限撤退。陆荣廷得以谎报战功,清朝贷给他捷勇巴图鲁名号,以总兵记名简放,奖给荣军2万两赏银,各级军官幕僚晋升一级,如果说这是清朝的赏赐,不如说是同盟会送给他们的"厚礼"。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革命军退入越南燕子山休整,派特工人员到边界侦察。清军严守国界,但不时有士兵过界饮酒赌钱,陆荣廷也不禁止,革命军遂乘机与之交往,发给他们军用券(同盟会印制的纸币),嘱其回营串连其他兄弟。于是荣军士兵纷纷越界索饷反正,其中驻"摩角、水口两营约十二(日)杀官反,与兰军(边界的革命军)同起,红及饷三千"。这时(1908年4月)孙中山移驻新加坡,筹饷接济前方,他给邓泽如和庇朥同盟会写了几封紧急筹款信,今摘录其中一封:"自军兴以来,虏廷调两广之兵聚于钦州、南宁、龙州三处;兵数虽近六万,而能任战者惟陆荣廷部下四千人而已。此四千人者皆百战悍卒,屯驻边防。昔日我军破镇南关之时,陆荣廷倾其部下之众来战,时我军仅数百人,而陆军共四千人,相持七昼夜……自经此役之后,无论广西各营兵闻风丧胆,即陆军亦折我军之坚劲。而我军中人多有与陆军将士为旧时兄弟,以是之故,我军百端运动,陆军将士逐渐倾心……现时陆荣廷部下之兵来约降,弟许以若每人携枪及子码来,破龙州、南宁后每人赏予一百元。而各兵则谓来降之时,即求赏三十元,俟破龙州、南宁再领厚赏云云。弟料此军来降,则龙州、南宁确可以必破,因现时除此军外实无他军足以任战者也。惟来降之初每人给三十元,以四千人计之,为费当在十万以上。夫费十万之款,而兵不血刃以取南宁、龙州为根据地,可谓难得之机会……今革命军苦战八月,始得造成今日之机局,无异九仞之山,所望者南洋同志不吝一篑之劳耳"!因巨款未筹,所以在云南河口起义时,广西边关方面发动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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