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诗歌的忧民生民情结

陆显祥

陆九渊诗歌的忧民生民情结

　

作为心学大师的陆九渊，以其“心即理”、“吾心即宇宙”的哲学理论，简易的治学之术和治世安邦的政治理想而为世人所景仰。作为哲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陆九渊，在其文学创作中，同样也贯注了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理想，本文拟就九渊公为数不多的诗作，剖析其中所蕴涵的“生民”意识。
　　在迄今发现的九渊公的35首诗作中，直接表达自己“生民”“忧民”意识的诗作5首，涉及到的盖有7，约占其创作数量的五分之一。九渊公的 “生民”、 “忧民”意识，较好地体现在其诗作中。他为人民困窘的生活而忧心，“平分浙江流，东境浮海角。其民仰鱼盐，久已困征榷。麦禾与桑麻，耕锄到墝埆。往岁比不登，场圃几濯濯。荒政劳庙谋，赈廪开数数。饥羸不待饱，共感君泽渥。仁哉覆育恩，所恶吏龌龊。教诏弥谆谆，听受只藐藐。何知国与民，足己肆贪浊。流离且未还，已复事椎剥。按察殊未曾，圣主独先觉。重贻宵旰忧，顾盼求草荦。君固岷峨英，怀抱富荆璞。迩来奏对语，朝阳鸣鷟鸑。锵然历帝聪，简记谅已确。外台适虚席，妙选出亲擢。此节岂轻受，委寄重山岳。除音九天下，众论靡瑕驳。揽辔首越山，青萍方在握。送君无杂言，当不负所学。”（《送勾熙载赴浙西盐》）南宋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大都租种富户或者官僚地主的土地。浙西百姓世代以打渔晒盐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终年为了生活奔波忙碌，疲惫不堪。然而年有荒歉，“闻说淮民未免饥，春头已掘草根归”（《送德麟监院归天童和杨廷秀韵二首》）人民掘草为食，生活艰辛，诗人不由潸然泪下。农民本已难于生计，而酷吏依旧凶悍征役。他们“教诏弥谆谆，听受只藐藐。何知国与民，足己肆贪浊。流离且未还，已复事椎剥。”作者在为浙西人民呐喊，用自己的笔触，更是用自己的心去体恤不幸的人民，期冀“先觉”的“圣主”能采取果断措施，“赈廪开数数”，救人民于水火，善良的人民尽管“饥羸不待饱”也会“共感君泽渥”。诗人更寄希望于友人，“君固岷峨英，怀抱富荆璞。迩来奏对语，朝阳鸣鷟鸑。”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为君为民分忧，希望友人赴浙西后能多体察民情，“羡君稛载还山去，要挟星郎大字诗”，不负圣主重托，将民生民瘼上报朝廷，铲除酷吏，造福一方，“此节岂轻受，委寄重山岳”，诗人时刻关念着百姓的生活。“国丞固安日，岁旱当蠲租”（《挽石子重》），在大灾之年，应该适当减免租税；以友人清廉自守的高尚节操为荣，讴歌圣主的忧国忧民之心。“吏饱官自癯。……天子为焦劳，宵旰思良图。高选部使者，庶使德意敷。石君在荐剡，闻者皆欢愉”（《送勾熙载赴浙西盐》）。诗人为友人受到圣主重用而欢欣，更为友人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而欣慰。瑞雪降临，诗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畴昔诗囊未破悭，琼瑰益自倍枵然。才华甘落诸公后，诚实徒居野老前。腊寺晚成春雪早，梅花静对雪花妍。从今长作丰登瑞，廪庾家家赡九年。”在《和黄司业喜雪》一诗中，诗人在与友人黄司业吟赏诗文之时，骤见户外大雪纷飞，腊梅怒放，联想到此等大雪可解春旱，可冻馁害虫，更联想到来年的十里稻花，千层麦浪，家家户户仓满廪实，喜笑颜开。
　　诗人的“生民”意识，在诗中除了表现为对百姓关念，对圣主的赞颂和对友人的勉励外，也表达了对酷吏的厌恶与抨击。“仁哉覆育恩，所恶吏龌龊”，他们面对苦难的人民，没有恻隐之心，而是“肆贪浊”、“事椎剥”，作者称他们为“老奸”，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九渊公的生民之作可以看作他的抒情诗的代表，作为理学家的他并没有排斥情感的抒发，而是认为抒情必有所本，只有归向于礼义的情感才有可能达到“镇浮靡”、“植立不凡”的效果。其所把握的尺度就是以道为根本，以礼义为准绳。他对统治者的抨击尤其是对“悍吏”的指摘就是以此为标准。九渊公是以“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为其民本思想的主导的。他主张回复“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进一步发挥了孟子“民贵君轻”的观念。在象山先生的观念中,从“天”创生的顺序看，“民”在先“君”在后，有民然后才有君；从功能说，君主是受天命治理民众的，无论是统治天下还是适应政治需要而“张官置吏”，无不都是为民服务的。故而民众事业为“大”，“国家”、“君主”皆其次。

陆九渊的这类诗作的产生，是与其身世、文化教养、所处的社会现实等因子密切相关的。据《陆子年谱》载，陆九渊出生在徙居于江西延福乡之青田的一个世道中落的家族。整个家族无论是在政治上、学术上还是在经济上，均是每况愈下。但陆氏家族依然“酌先儒冠、婚、丧、祭之礼行于家，弗用异教，家道整肃，著闻于州里”（《陆子年谱》）。这些使得九渊公从小就贴近社会底层，成为一位富有平民意识的独立不苟的思想家。在其十六岁那年，“读三国六朝史，见夷狄乱华，又闻长上道靖康之耻，乃剪去指爪，学弓马。”在乾道八年的春试中，九渊公论道：“狎海上之殴，游吕梁之水，可以谓之无心，不可以谓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见其过焉而溺矣。几溱洧之车，移河内之粟，可以谓之仁术，不可以谓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见其浅焉而谬矣。”（《陆子年谱》）作者讲究的是“道”而非“术”，尤其重视的是“仁道”。在陆氏的一生中，曾在其52岁和54岁两次为民祷雨。又在54岁那年也就是九渊公去世的那年冬天为民祷雪，终于天降祥瑞，而作为地方官员的九渊公也就面带微笑，在瑞雪纷飞中含笑而逝。作为地方的官员，能够如此为黎民分忧，为百姓着想，实属难得。九渊公的“生民”“忧民”意识，从思想观念上来说，除了明显受到儒家影响外，还受到了现实主义诗歌《诗经》和杜甫、韩愈、柳宗元等现实主义诗人的影响。《诗经》是中国公认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以其关注民风民生为显著特色。九渊公对《诗经》的推崇，无疑表明其服膺《诗经》的创作心理。而杜甫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则是九渊公直接效仿的对象，“杜陵之出，……追蹑骚雅，而才力宏厚，伟然足以镇浮靡，诗家为之中兴”（《与程帅书》）。“唐三百年，文章宗伯，惟韩退之，其次柳子厚”（《象山全集·策问》）。陆氏重点汲取了杜诗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精华，弘扬韩愈、柳宗元“文以明道”的孔孟的之道。他的“道”的内容更为广泛，从“宇宙即是吾心”的理念看，“生民”自然是其“道”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50岁的九渊公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修筑了城墙，大刀阔斧地改革荆门军的税收弊端和不合理的体制以及官场的陈规陋习，推荐或提拔下属，清正廉明，秉公执法。有人告状，他不拘早晚，亲自接见受理。他的荆门之政可以说就是他“生民”“忧民忧国”的有力佐证。
　　南宋的社会现实，让人民不堪重负。宋孝宗即位后，北伐的惨败，割地、赔款等屈辱和约的签订，这些财物和军事费用全部分摊到百姓身上。一些不法胥吏则怙恶不悛，为非作歹，欺上瞒下。“大抵吏胥献科敛之计者，其名为官，其实为私，官未得一二而私获八九矣。”其“田连阡陌，楼观岧峣服食燕设，拟于贵近，非腹民脂民膏而何取之？”（卷5《与赵宰》）在其诗中，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鄙弃，“仁哉覆育恩，所恶更龌龊。教诏弥谆谆，听受只藐藐。何知国与民，足已肆贪浊。流离且未还，已复事椎剥。”（《送勾熙载赴浙西盐》）残暴的酷吏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涂炭生灵，人民流离失所，流亡他乡，仍然摆脱不了受“椎剥”的命运。“古重百里长，寄命谋托孤。今以京秩授，糜至无贤愚。州家督版帐，殿最视所输。况乃积弊久，宿负堆文符。老奸乘仓皇。阴拱为师模。民穷敛愈急，吏饱官自癯。天子为焦劳，宵旰思良图。高选部使者，庶使德意敷。石君在荐剡，闻者皆欢愉。不知何方民，凋瘵迟君苏。君丞固安日，岁旱当蠲租。县白如故事，守怒牢睢盱。赖君争之力，意得所请俞。揭数授里正，俾后不可渝。又尝宰尤溪，吏辈初闚{闚规换俞}。首以财匮告，欲辟侵民途。君乃治税籍，弊蠹穷根株。简易以便民，上下交相孚。民自不忍负，岂复烦催驱。关征且损数，孰谓儒术迂。使家得此人，黄屋何忧虞。惜哉不及用，重使吾嗟吁。”（《挽石子重》）诗人通过对友人的挽悼怀念，叙写友人生前的业绩，来反衬当代社会吏治的腐败，人民生活的困窘。“况乃积弊久，宿负堆文符”，吏治的腐败由来已久，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吏“老奸乘仓皇，阴拱为师模”，不顾人民的疾苦，沽名钓誉，置国法民生于不顾。“民穷敛愈急，吏饱官自癯”，诗人将官癯、吏饱，县白、守怒两厢对比，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残酷的小吏鱼肉百姓的暴行，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作者将暴吏的形象和穷民的形象赫然对比，勾画出宋代的社会现状，表达自己作为一介具有平民意识的封建士人情怀。他怀念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民请命的友人，“县白如故事，守怒牢睢盱。赖君争之力，意得所请俞”正是由于友人的据理力争，才使得人民避免了被“椎剥”而流离失所的悲惨命运。然而，尽管友人急人民之所急，忧朝廷之所忧，因统治者听信谗言，“关征且损数，孰谓儒术迂”而终至“惜哉不及用，重使吾嗟吁”。纵有满腔的抱负，有满腹的经纶，在现实中却没有你的用武之地，这是友人的悲哀，是诗人的悲哀，是统治者的悲哀，更是社会、时代的悲哀。九渊公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尽人道”。“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九渊公继承并发扬了孟子的理论，认为“先立乎其大者”须是人有四端，以明人性之善，当恻隐处自恻隐，当宽裕温柔，自宽裕温柔。　　

下面简单地谈一下九渊公“生民”诗的创作特点。在创作上，九渊公是主张不立文字的，从其存留的诗歌数量，我们可以约略知晓。他主张读书不能只是读字句，理解文义而已，重要的是要看书中的“意旨”，即理解其内涵。他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学者须是有志读书，只理会文义，便是无志。”读书的目的在于领会书中所蕴含的道理，以作为发明和存养自己本心的有利辅助，其主旨，还是在于“心”这一字。他力主“心”的主体作用。

作为理学成熟期的理学诗人，九渊公的诗呈现的是心学基础上的天地之心，主张诗文从心里流出,作文须领会本心。而他此类诗作的“心”便是“生民”，这是贯穿九渊公创作的一条红线，他用自己的赤子之心，忧百姓之所忧“民自不忍负，岂复烦催驱”；喜人民之所喜“石君在荐剡，闻者皆欢愉”。（《挽石子重》）
　　文采上，九渊公讲究的是质拙通脱明透，这实际上反映了宋代文学的普遍性倾向。有宋一代，诗文均是以平淡为其终极性审美目标，而理趣则是宋诗独特的景观。九渊公的“生民”诗，以其贴近民生民瘼而构成显著特色。在这一点上，笔者以为近似白体诗，因为白体诗在宋初是诗坛三体之一，其优长之处自然会得到后来诗人的承继与发扬。九渊公称陶渊明的诗“唯彭泽一源，来自天稷，与众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与程帅书》）可见他对陶潜的平淡的诗歌是追慕的，这与整个宋代的诗人的追求是和谐的。他用平淡质实，甚至是质拙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心目中的“道”。如“麦禾与桑麻，耕锄到墝埆。往岁不比登，场圃几濯濯。荒政劳庙谋，赈廪开数数。”（《送勾熙载赴浙西盐》）平白如话但用意显豁，写出了浙西人民艰辛的生活和大灾之年，雪上加霜艰难度日的景况，而冀圣主怜恤臣民，开仓赈济。又如“村静蛙声幽，林芳鸟语警。山樊纷皓葩，陇麦摇青颍。离怀付西江，归心薄东岭。忽念饥歉忧，翻令发深省。”（《疏山道中》）该诗诗人效王维《鸟鸣涧》的写景方式和杜甫《春望》的创作手法，以乐景写哀，从而“倍增其哀”，结尾直接表达对人民生活的隐忧。他用“老奸乘仓皇，阴拱为师模”，“又尝宰尤溪，吏辈初闚俞。首以财匮告，欲辟侵民途”来写奸吏的刁滑，直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闻说淮民未免饥，春头已掘草根归。羡君稛载还山去，要挟星郎大字诗。”（《送德麟监院归天童和杨廷秀韵二首》）均可以说是平淡至极，真正是“辞达”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九渊公的“生民”诗，平淡有余而含蓄蕴藉不足，宋代诗学中“理趣”的“趣”这一特征，对九渊公的诗歌至少对其“生民”类的诗歌来说是淡薄的，甚至可以说是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