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明 灯

陆显祥

纪实文学——明 灯

（陆波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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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7 13:12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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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三叔公为家中最后一位老人送终之后，把祖辈留下的一屋子家产认真整理摆放一遍，眷恋而虔诚地把那扇开合五十多年的木门关上。他提回南宁的皮箱里只带两样东西：一只装酒的老葫芦，一盏多年没用的煤油灯。

    我想，那只装酒的老葫芦是为了纪念他去世已经20多年的父亲，每每看到它，会引起对记忆深处依然谈笑风生的老父亲无限的怀思。那盏煤油灯是大山深处孩子们在走出大山之前孤灯课读的唯一照明工具。

    从我们的祖先直到我读初中时，我们所住的深山没有电，要发奋图强，扣开铜墙铁壁般的山门、攀援崎岖山路走出大山来，都得借助那一盏只能发出如豆亮光的煤油灯。

    那是一盏心灵的明灯！

    走出大山的人无法忘怀这盏曾经照亮自己前路、永远照亮自己走过山趟过水不断前行的明灯，就像永远无法忘怀远行前母亲那满是期望泪花的眸子和父亲那凝固着沉重叮咛的眼神一样，里面蓄满了亲情与激励，更是支撑一个家族得到源远流长、叶茂根深的力量。

陆显祥

（一）

       那盏明灯照亮过的山村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拉烈乡崇业村东抗屯。这个据传因为曾经长着茂密的竹子林而得名（壮话中，东抗意为竹子林）的壮族聚居山弄，在中国目前的地图上是无法找到确切位置的，现在每天从这里路过的人也不超过30人。

       可就是这个由我们祖先首先进山开垦的小山弄，却有一个现象让周边十里范围内的人感到不可思议。这里住着的三户陆姓人家（1952年以前是一大户），人口不到20人，却从我曾祖父那一辈起代代人肚里都有些墨水，代代都有人“吃皇粮”。

      在我们祖屋那片不到200平方米的土地上呱呱坠地的陆姓后代，到我这一辈就出了3名老师，2名记者。其中，我三叔公陆汉魁是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资深记者。像他这种从山里一步步地走出来，走到能与中央主要领导一起到广西各地考察、面对面讲话的这个位置，这在我们那个山弄及其周边30里是一种奇迹，堪称上下五千年，前无古人。

       人们把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东抗屯现象”归结于我们的祖坟好，我们的祖宅地是一块风水宝地，并常常被“地理先生”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有的说，祖宅前的那三座山形似笔架。有的说，那三座山不但形似笔架，中间那座山还神似宋朝官帽。有的说，陆家靠山厚重，祖屋的后山一直绵延几十公里不见断绝。于是，得到的结论是这里不出人才都难。

       也许，这些说法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但我们自己的心灵里始终有着照亮自己前程的一盏明灯：那就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家风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发奋向学、不断求索进取的精神。

       我曾祖父那一代对后代读书的要求近乎苛刻。我那读过私塾古书的曾祖父，对后辈手写的每一个字是否工整都要求得相当严格。我那当小学老师的父亲，每个批改作业的晚上，总要我阅读一本书陪他一起坐在那昏黄的煤油灯下工作。轮到他批改我的作业时，如果发现作业本里有哪个字写得不好，就让我念给他听，并在一张上反复写十几遍，然后是他的一番严肃的批评教育。

       他们对后代发奋读书的支持和鼓励在我们那个山村方圆十里也是出名的，常常被传为佳话。我三叔公小学五年级那一年，脚意外受了伤，无法自己步行到伍仁中心小学校参加初小毕业升学考试。我那从来不允许孩子随便迟到、早退。更不允许无故旷课的曾三叔公，背着我三叔公踏上羊肠的山路，翻山越岭到十多公里外的伍仁小学去参加升学考试。

       50多年过去了，我三叔公对这事还是记忆犹新。我三叔感慨地说：“如果没有父亲大人背我去考试，我不照样在家里修理地球，哪有今天这个风光日子？”他常常感叹着、有时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和我说起那时父背子上学的情形，似乎50多年前父亲背他去考试时，一路上那粗粗的喘气声和沉重的脚步声依然萦绕耳畔。

        这种精神，在繁衍生息着我们陆家的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代代相传。“建房子的，我没钱支持。读书的，就是没有钱我也要支持。”常常在我们整个大家庭集会时说这话的我三叔公，一直大力扶持我们这些子孙一代走求学上进之路。

        1998年，我上高中的最后一个学年。学校的学费是980多元。到学校一看，家庭拮据的我几乎是眼前一片昏暗。远在南宁是三叔公当即给了我600元的资助，拨亮了我心中那盏在幻灭中摇曳的灯火，让我看到了继续前行的光亮。那个学期，交完学校所有费用后，我口袋里只有一张面值10元的人民币，加上一个老师借给我30元，这在今天看来只有一包香烟钱的40元钱，却是我在都安高中半个月的生活费。那学年，我每个月的伙食费平均是80元，每天平均不到3元钱，经常没钱吃早餐。又是心中有奋发图强那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

        1998年10月1月，共和国生日的那一天，我从县城踏着山路回到山里的家。走进家门的那一刻，父母在高兴的同时，也为筹集我下个月的生活费一脸阴云。临回学校的前两天，我在学校一个月100元钱的生活费还是没有下落。我自己跑了一天，依然失望而归。10月6日早上，当我从忧虑的梦中醒来，正陷入因为没有生活费而无法上学的忧愁时，母亲带着希望的笑脸匆匆回来了。原来，她为了不误我上学，不让我因清贫而失望，为了及时拨亮我希望的灯火，天还没亮就出门，硬是跑了几里路把我上学需要的生活费给借了回来。

        10月7日，收拾简单的行囊，裹着家里的期望，踩着被秋霜打过的那冰冷的石板路，披着一身浸透了山里寒气的晨光，举着山中赶路特有的照明工具火把，踏上了漫漫的求学征途。在那离家几百米的山坳回头望，家人早起的灯火透过窗棱，直直照着我的心坎，一片明亮。

陆显祥

（二）

       山里也有春华秋实。岁月没有辜负大山深处那盏照亮漫漫求索路上前行人的明灯。

       1999年那个秋天，大山里春天播种的玉米变成了农家饭桌上醇香醉人的新酒的时候，我十年寒窗苦读也绽放成了这个山村每个人脸上的一片惊喜。那天下午，我和母亲正在红薯地里除草，一个从县城回来的乡亲远远地呼唤着我的名字，让我到学校领录取通知书。

        母亲没说什么话，低头急忙收拾身边的杂草，迈着像钢琴键上的手指一样的脚步和我一起回了家。她要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患病在身的父亲，告诉我年近八旬的祖母，告诉远在九泉之下的陆氏祖先。

       也就是从这个秋天开始，我人生的航船开始了新的征途。在新世纪这个交叉路口，在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只能走进大专学校这道门坎的我，面临的将是什么样的挑战？只身一人背着行囊，披着秋露晨风，踏上北上桂林求学之路。当时，我感觉自己仿佛还是一张白纸。如何在这张白纸上重新作画，定格人生，特别是到了大学以后，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

        2001年，欢庆春节的浓浓气氛还在包围着整个中国的乡村和城市，我又一次踏着泥泞的山路途径首府南宁市准备到桂林上学。在那个都市灯火璀璨、烟花耀眼的晚上，那盏源自大山的心灵明灯再一次点燃我希望的灯烛。

       那个晚上，在新华社当记者的三叔公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了很多为人为学的道理，特别是给我指出了一条人生之路：学新闻，写新闻，为自己今后的人生路铺好基石。并给我布置了相关新闻采写题目。

        一个无名学生，没有社会阅历，没有熟人引荐，如何取得采访对象的信任，接受你的采访，给你提供相关信息资料？迈开新闻采访的第一步，这样的问题着实让我感到不小的压力。

        然而，我没有后退。当时，桂林市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这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新闻素材。没课的时候和周末，我几乎都要踩着一部亲戚资助的旧单车，提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公文包往各个建设工地上跑，记录所见所闻，感受身边变化，风雨无阻。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敲开桂林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门，说服他们，争取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以便获取更多的新闻素材和采访机会。电话预约采访，他们不理睬我，不耐烦地挂断电话，并没有让我放弃采访。相反，我会亲自登门去拜访他们，他们说开会没时间接受采访，我会耐心地等他们开完会再采访。

       有一次，为了确认整个桂林市无水公厕的数目，我在桂林建设规划局的大门口等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有结果后，第二天又去敲他们的门。最后，才得到官方准确的数据。为了给《桂林日报》写《整治城市“牛皮癣” “办证”广告要清除》这篇新闻稿，我把桂林市中山路上所有被涂上的“办证”广告的设施从头到尾数了一遍，并认真记录每个设施被涂上“牛皮癣”的数量。2002年1月27日《桂林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里写道：“在中山南路，从南门桥头到火车站这段共24个IC电话亭上，居然被涂上所谓‘办证’、‘招公关’、‘高薪聘请’之类的小广告、电话号码达158个之多。”

        为了调查桂林市不收费公厕遭受的破坏情况，我把桂林市象山区的公厕几乎跑遍，一个一个地去看，去调查，去统计诸如水龙头等设施的破坏严重度和数量，找公厕清洁工聊天了解情况。这个城区最大的公厕建设商开始并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但我没有放弃。第二天，当我再次从学校踩着半个小时的单车到他们的公司去时，公司老总侯世君笑呵呵接待了我：“中午到了，先吃饭，再采访。”《桂林免费公厕屡遭破坏  公民文明素质亟待提高》这篇由新华社播发，被《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多家国内外媒体刊用的新闻就这样出炉。桂林市建设规划局的同志从《桂林日报》看到这篇新闻后，很诚恳地打电话到我的宿舍去找我：“你写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很感谢你的报道，我们会加强公厕的管理。”显然，他们已经把我当成自己的朋友。

        从2001年6月8日，新华网刊发了我的第一篇新闻作品《桂林打造星级厕所》起，到2002年6月29日我从桂林大专毕业回来的一年时间里，我这个“学生记者”已在包括在新华社、新华网、《人民日报》、《桂林日报》等媒体发表新闻稿件30多篇。很多稿件通过新华社播发以后，被美国的《世界日报》、泰国的《京华中原》和国内的《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刊用，社会凡响强烈。新闻界的前辈夸我这个在读大专学生成了“第一个报道世界旅游文化名城桂林市的公厕革命”的“记者”。

        临毕业回来的前两天，我把采写、发表的所有新闻稿件制作一个本子送给桂林市建设规划局。局领导听说我马上就要毕业离开桂林了，当即要求局办公室在桂林市的榕湖边摆席宴请我。这是桂林市建设局给我很高的待遇，是人生的第一次荣幸。直到今天，我依然为那个宴席所感动。

       而这一年，三叔公花了大量的精力和功夫来培养我。他后来常常说，那一年，简直就像培养研究生一样培养我。

       细细品为他的这一句话，我深深地知道，一个普通的学生从上门求助到受到贵客一般的礼遇，从对前途彷徨到可以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这是山里那盏明灯以及它所秉承的精神在呵护着我，照耀着我的前路。

陆显祥

（三）

        就像山里那条不为高山所阻依然按着它的方向通向山外的山路一样，我的人生路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向着新闻这个行业延伸。

       2002年，那个细雨朦胧的冬天，在广西大学校园内举办的大型人才交流会，人山人海。作为寻找饭碗人潮中的一员，我当时感到的压力相当的大，对自己面临的挑战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几乎所有的用人单位贴出的招聘标准都是本科，而我的文凭只是专科。很多专科毕业生投出去的材料都被纷纷退回来，原因很简单：“对不起，我们只招本科以上的，请你到别的单位去看看。”

        我这个专科生却意外地被中共南宁市委机关报《南宁晚报》（现《南宁日报》）接收了材料。现场招聘的领导说：“他发表了不少文章，我们拿回去看看再说。”因此，我成了这家报纸那次招聘会上共接收300多人应聘报名者其中的一员。

       在后面考试、面试各个环节后，报社从300多人中筛选其中26名记者当中，居然有我的份。而这26名记者中，只有两个是专科的，一个是广西大学摄影专业的摄影记者，一个是我。也就是说，25名文字记者当中，惟独我是专科毕业生，其他都是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广西大学等品牌本科生。

       大浪淘沙之后，报社竞争机制和我的专科文凭让我感到压力非同一般。从报到那一天起，我心中就有着“笨鸟先飞”的念头，必须起得比别人早，睡得比别人晚，用别人上酒吧的时间来工作，来写稿。

        2002年7月3日，接到报社采访任务后，我问着路深入人生地不熟的南宁市江南区城乡结合部采访，回到报社后及时用手写了一篇稿件《郊区早已撤销  牌子何时更换》的新闻稿。稿件交上去后，部门领导一看，当即点头说：“写得不错啊，你可以回去休息了。”7月4日，我参加工作以后的第一篇新闻稿顺利在《南宁晚报》发出。我也因此成为那批进入报社的26名记者中，第一个采写新闻稿见报的记者。

       也就是这个月，我针对南宁市防盗网建设不规范、不合理在实际生活中对邻里关系、市容、消防等方面给市民生活带来的利弊影响等问题，深入调查采访，写出一共5篇关注防盗网的系列报道，引起广大市民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同年8月9日，南宁市市政管理局等3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整治拆除主要街道临街建筑物设置防盗网（窗）、搭建物的通告》，全面整治南宁市建设安装不规范、不合理的防盗网（窗）。该系列报道获得当年全国城市报纸舆论监督好新闻一等奖。

        2003年6月，我和三叔公合作的“南宁市‘拖车问题’调查”共3篇系列报道，通过新华社广西分社主办的《广西内参》刊发后，引起南宁市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南宁交警部门立即针对以往对违章停放车辆的拖曳告知工作不够规范、详细等问题，出台八项措施进一步规范对违章车辆的拖曳执法行为，以实施亲情化执法、人性化管理，真正方便群众为出发点，对拖车执法行为进行了改革。

        2004年7月19日，宾阳县发生百年不遇洪灾，我第一时间深入灾区采访，成为第一个深入灾区采访的新闻记者。在3天的采访中，我踏烂了一双新皮鞋，采写了《宾阳县普降暴雨造成灾害》、《亲历7.19洪灾——宾阳县抗灾救灾采访日记》、《重访重灾区——宾阳县灾后生产自救重建家园见闻》共2万多字的洪灾实况以及灾后重建报道。报道的深度、广度和数量在当时的广西媒体中绝无仅有，得到南宁市、自治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当年7月27日，曾庆红、回良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宾阳县视察抗洪救灾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2005年10月17日，在广西南宁出席第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曾庆红，又专程到宾阳县调查了解灾后重建情况。

        时光似流水，蓦然回首五年的新闻工作历程，我的足迹踏遍了南宁市大部分县区各乡镇和社区、村庄，深入各族群众家中，倾听他们心声，采写了近1500篇（幅）见报新闻稿，得到各级党政领导和基层群众的好评，由一个大山孩子也因此真正成为一名广西首府南宁市党报的骨干记者。

        然而，身在都市的我，没有忘记那盏明灯。每当华灯初上之时，我常常念起思乡路尽头的那盏明灯，虔诚以对守侯着这盏明灯让她世代照亮这个家族子孙后代前行足迹的前辈。就是这盏明灯和她的守候者、传承者，让这个山旮旯里的后代看到了人生的目标，给这些怀着理想的后代不停前行的勇气和信心，照亮了他们从偏僻的大山深处找到一条通往繁华都市的路，通往大有希望的路。

       凝望那盏大山中的明灯，我时常不禁诵起宋代贤相寇准的母亲劝戒他的那首诗：“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

        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优良传统，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图腾，一个家族也要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大山通往都市的路依然遥远，东抗屯这方水土哺育的子孙仍然需要踏平坎坷，放飞理想，改变命运，把祖宗的路铺得更平，拓得走宽，延伸得更远，好运佳景绵长。我们子孙要给这盏明灯添加满油，挑起灯芯，照耀前程。我们需要一次次虔诚地顶礼膜拜那盏永不熄灭的奋发图强的明灯。因为——

        那是我们家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经风雨坚固依然的精神支柱！

                                                                         2007年9月12日于南宁

        [作者简介]陆波岸，原名陆志观。1976年农历7月生，广西都安拉烈乡崇业村东抗屯人。2002年6月，毕业于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专业。同年7月1日进入南宁晚报社（现南宁日报社）任记者至今。

陆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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