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东农民运动领导人陆增亚

陆显祥

桂东农民运动领导人陆增亚

    增亚公，字焕民，广西贺州市昭平县人。生于光绪戊戍廿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午时。公元一九二三年，地方帮馆蜂起，鹿鸣村组织老马馆，众推增亚公担任该馆秘书，曾多次参与平息仙回的帮馆械斗。一九二六年夏天，考取广西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第一期学员。学习结业，成绩优秀，随中央农运特派员林培斌、黄启滔等人前往广西容县、苍梧县搞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林培斌的领导下，并凭借堂兄增衡（字雁峰）时任容县县长的政治背景，增亚公所驻的容县招中区的农运工作开展很快，得到省农民部好评。公元一九二七年二月在容县容园农讲所任教师，为容县各地培养了不少农运骨干。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当地疯狂捕杀农运干部，林培斌等人被逮捕，农运受挫而转入地下，公被迫离开容县。公元一九二九年回到家乡与陆仁伍（名增荣，同参加过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等进步人士并肩战斗，在鹿鸣村组织成立仙回农协会。仙回农协会下设鹿鸣、中洞两个农协会。鹿鸣农协会会长陆子登，副会长陆廷柱，会员二百一十人，会址设在陆氏宗祠；中洞农协会会长杨维联，副会长陆迈轻，会员四十五人，会址设在黄帝庙。仙回农协会成为昭平县最早和协会会员最多的农会组织。农协会大力宣传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和“二五减租”等惠民政策，后因豪绅反对和国民政府禁止，使农协会夭折。公元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亚公跟堂兄陆雁峰（名增衡）到宁明、中渡、贺县等县任职，负责机要工作。公元一九四七年回乡任仙迴粮仓保管员，在任期间，他曾破例开仓借谷赈济当地贫苦农民度荒充饥，一九五0年当选仙迴乡民兵大队长。公元一九五一年，在清匪反霸运动中，由于在对分化瓦解地主、土匪的方法上与部分人的意见不一，而被定为与地主、土匪里通外合之罪，父子俩（增亚之子永甲时任鹿鸣村农会主席，公元一九八三年平反。）均被错捕同日惨遭处以极刑，享阳五十三岁。公元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昭平县委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给予拨乱反正、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其史料已载入《昭平县志》、《昭平党史》和《昭平文史》，被贺州市政府官方网站列为贺州历史名人，成为桂东中共地下党员的楷模。

陆显祥

忆容县农民运动讲习所

  作者：冯祖光

缅怀广西林培斌烈士

       我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容县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训练生活。
       容县农讲所于民国十六年春，在容城凤来巷县立高小学堂(后为都中校园，现为容县人民武装部宿舍)开办。
      农讲所招收对象的条件有三：(一)自愿报名，具有高小或相当高小文化程度的男女国民，年龄不限。(二)要填写申请书，内容主要是写明籍贯及参加学习的理由，并经口试，口试内容大致和申请内容一致，当时负责口试的有农讲所所长何仲泽和林培斌、陆增亚、叶芳生(即叶翰兰)等人。(三)每人必须自备武器一件，如无则取消入学资格。我家里没有枪，我是跑到亲家爷梁乃超处，借得一支长枪后，才得去学习的。
      农讲所学员有九十人左右，主要来自容县各乡农会。此外岑溪、平南、藤县也有人来参加。我记得的有：藤县农醒文，岑溪蔡时甫、李××(当时已六十多岁)，容县陈振西、陈良芳、梁福记、曾素明(女)、张树德、梁泽光、梁冠雄、梁国雄、刘集禧、李干芝、谢德军、周孔传、黎金荣等。农讲所是何仲泽任所长，黄树中任军训教练。负责宣传的有：林培斌、陈芝颍、陆增亚、叶芳生、何峤峻(女)、何峤毓和黄××(女)。学员以军事编制形式分为两个排，第一排排长黎金荣，第二排排长周孔传，我是在周孔传排的。
      在农讲所里，吃、住是统一的，膳费全由公家开支，膳食由就珍饭馆承办。学校发给每人黄色布帽一顶。
      农讲所的训练，实行三操两讲。即每天早上至十一时进行步伐队形、托枪、持枪、卧倒前进、实弹射击等训练。训练场地多在县府门前的小武场，有时也到南门河的大沙洲，以及对河的小山头。黄教官为人少语，要求非常严格。那时正值隆冬时节，有时大地一片白霜，而我们穿着草鞋，不怕寒冷，坚持训练。下午大部分时间进行口头演讲训练，人人登台讲话，要求每个人上台演讲完后，大家都一律要鼓掌。演讲时，各排都要选出两名批评员，对各人讲话给予评定，指出注意所在。讲话内容规定必须围绕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例如：如何做到耕者有其田，如何继承国父遗嘱，如何达到世界大同等等。每个学员都要背诵总理遗嘱。有时候，何所长和林培斌集中我们进行训话。训话内容大都如上所述，以及为什么要开展农运斗争等等。当时，岑溪县县农协会长李植华，差不多每星期都来一次容县，何所长亲自迎送。李会长每次到来都要给我们讲几句“国父遗嘱吾党所宗”，鼓舞我们努力学习，做到动笔能写文章，开口能讲三民主义道理，持枪能打敌人。当时容县县长陈寿民也多次到来视察。
     晚上，由各人准备第二天讲话稿，或几个人互相议论，怎样才算继承国父遗志，为什么要打倒恶霸土豪，什么叫节制资本等等。往往要争论到十一点钟才睡觉。睡觉时，规定子弹放在枕头底，枪械不离身。何所长、黄教官常常半夜检查，并且搞过几次摸营活动。我们除了上述的训练学习外，还缴了县团务总局许乃藩、冯伯光的十多支枪，又乘坐大车到大水准备缴某地主的枪，当时由于走漏消息，该地主巳逃跑，目的未达，当天晚上乘车返城。
学习结业时，何所长亲自总结布置，要求我们扛起犁头旗，把农民组织起来，为实现国父遗愿而奋斗。从此，我县农民运动便更加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后来，由于反动派到处捕杀农运骨干，革命因而转入了低潮。
     （选载于《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的广西农民运动》（1921.7—1927.7），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648-649页）

陆显祥

苍梧道农运办事处被破坏的情况

作者：甘亿元

      我是岑溪县新圩镇双贵村人，十六岁到岑溪中学当炊事员。我细名叫阿三，在岑溪中学，上上下下的人都认识我阿三的。1926年，林培斌、李植华在我们岑溪搞农民运动，好多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城里成立有工会，我参加了工会。

      李植华在岑溪县国民党部当部长，管农民运动。那时县党部有工商部啦，妇女部啦，农民部等等。李植华很信任我，很多事托我办。一天，李植华对我说：“阿三，你跟我去容县好吗?”我问去容县做什么。他告诉我说：“林培斌现在容县苍梧道办事处当主任，你去那里帮他做事。”

      我到容县去，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是走路去的，李植华亲自带我去。

     苍梧道办事处设在“容园”，在县衙门左侧。容园原是个公园，园外是段城墙，园内有几间屋，办事处办公地点就在屋里。屋旁有个大钟，钟有几千斤重。听容县人讲，这个大钟原来是用条篾片吊起来的，打响时，声传几十里，后来被外国佬偷去篾片，大钟便被扔在园里，没有人动它了。

      园门是火砖砌的，没有阁。门额上有“容园”两个字。门旁挂着“广西省农民部苍梧道办事处”的牌子。园门外是小武场。小武场很大，那时农民协会演戏就在小武场。乡下农民上来开会、游行，都到小武场集中。

      我在办事处的工作，是煮饭、送公文、印刷。上下走动，完全是一个人。林培斌很信任我，许多重要的事他都交托给我。印刷主要是印资料书，开头是用木板印，没有油印，后来有油印机了，才改用油印。送公文主要是送到县党部，有时送到附近的农协会。附近区乡农民协会成立，我也送过旗、印去。农协会的旗、印，都是办事处统一制发的。容城当时有焕文楼、景文楼、文启楼三间有名铺号。文启楼卖笔，景文楼车衣。犁头旗就是在景文楼缝制的。农协会的印，是在焕文楼刻的。焕文楼那个杨佐宫，后来到岑溪开照相馆。容城叫“万泰”那间照相馆，就是他开的。

      经常在办事处工作、吃饭的有四五个人：林培斌、陈之颖、陆增亚、叶翰兰等，还有个办事处书记，做抄抄写写的，叫农嗣藩，平南人。陆增亚是昭平人。为什么我记得他是昭平人呢?因为有一次，他拿出一包豆豉给我，笑着对我说：“阿三，我的昭平豆豉是很好吃的，你尝尝看。”他讲话的口音，也是特殊点的。此外，来往办事处，住一两夜，吃几餐饭的人比较多，名字是谁，我记不得了。

      林培斌住在办事处。他那间房门额上原有个匾，匾上写有“身心俱净”四个字。房子很宽，中间用布隔开，一边是住房，一边是办公室。墙壁上贴有他的字幅，字幅上面写“中国国民志气雄，顶天立地做劳工，钢铲铲开平等路，铁锤锤出自由钟。地权平等，革命成功；人群进化，世界大同。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国国民志气雄，披星戴月去务农，犁尽世间不平地，协作共享稻粱丰。地权平等，革命成功，人群进化，世界大同。青天白日满地红。”这是林培斌的格言，至今我还记得。林培斌在办事处教唱有一首歌，歌词是：“青的山，绿的田，灿烂的山河；鲜的衣，美的食，玲珑的楼阁；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全世界农工们联合起来啊!”林培斌穿着吃用很俭朴，经常下乡，不坐轿，不骑马，不管多远，他都是走路去的。

      林培斌被捕的情形是这样的。我正在办事处洗衣服，林培斌正在办事处伏案工作，见两个头戴舌帽的人进来，走到林培斌旁边，拿出一张纸片，问林培斌：“你是林主任吗?”林培斌点点头说“是”。那两个说：“有事要找你，请跟我们去。”说完，转身走出办事处门口，林培斌便跟着出去。我走出门去看，只见那两个人带着林培斌一直走进宾兴馆(注：是关岳庙，驻军兵营)去了。当晚，不见林培斌回来吃饭，我便送饭去给他。我走到宾兴馆，里面的人不让我见林培斌，说：“不用送饭给他了，这里有饭给他吃。”没有法子，我只好把饭拿回办事处。林培斌就这样被扣押了。

       林培斌被捕的当天晚上，办事处农嗣藩书记对我说：“阿三，你明日立即赶回岑溪，把林主任被扣留这件事报告给李植华听，我写几个字给你带给他。”我当时年青，十八九岁，生得白净些。农嗣藩交待我说：“你不要带帽，撑把伞。”他估计路上有人盘查。我当时有两顶竹帽，有顶上面写着“广西省农民部苍梧道办事处”，另一顶写着“广西北伐后援会义勇队”。两顶帽都是南渡帽，我不拿，只带一把雨伞。临出门，农嗣藩把一盒火柴交给我叮嘱说：“出容城别人问你去那里，就说去江口，不要说回岑溪。字写在火柴盒里面。”那时还没有公路，回岑溪，走路是经江口，过六王、南渡，然后回到岑溪的。

      回到岑溪县党部，刚好李植华在办公室。我把农嗣藩写的字交给他，对他说：“农嗣藩书记带话给你，林主任被扣留了，叫你想办法。”李植华看了字，想了想说：“现在没有什么法子，打电话又打不出去。”

      我在岑溪住了一两夜，又返回容县。见苍梧道办事处牌子巳落，人员也散了，只找到农嗣藩，风声很紧，就和他一起到对河一农民协会会员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分了手。在容县我已没有事做，便又返回岑溪。当时听说反动派害怕群众抢救林培斌，因此很快便把林培斌偷偷地趁夜用船解落梧州了。

      我再回到岑溪后，因李植华的关系，到县党部当炊事员。大约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县党部委员陈汉仕叫我：“阿三，你看看报纸，林主任牺牲了。”我拿过报纸，果然看见报上登有林培斌、陈之颖被杀害的消息，他们两个是同一天牺牲的。  

      （选载于《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的广西农民运动》（1921.7—1927.7），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650-652页）

陆显祥

《昭平县志》

第二节 农民团体

       农民协会  民国15年，仙迥乡陆增亚到南宁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翌年到容县搞农运。民国18年回家乡与陆仁伍等人在鹿鸣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在全国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影响下，从民国16年至18年先后成立了城厢镇的福城坊，明源乡的龙坪大壮，东岸乡的上岸，仙回乡的鹿鸣及中洞等农民协会， 会员人数达420人。农民协会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后因国共分裂，国民党的镇压破坏，农民协会被迫解散。民国29年抚河沿岸及富罗、镇南、庇江等12个乡又建立了3个农会组织，曾进行“二五减租”宣传，但未成现实。  
      1949年解放前夕，在中共黄公区工委和中共蒙昭县工委地下组织领导下，黄姚、樟木、保善、潮江、界塘、五将、马江、北陀、古袍、福行等地，先后秘密组织了地下农民协会或穷人翻身会，共有会员800多人，开展反抗国民党的三征(征兵、征粮、征税) 活动，后多数会员骨干参加了游击队，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昭平。地下农民协会自然消失。  
      1950年春，成立昭平县农民协会，县委书记巫海清兼任主席，委任张仲鸣为协会秘书，主持农协日常工作。当时县委派出工作组组织村农民协会，每村农会设主席1人，军事(兼民兵队长)、经济、文化、教育等委员各1人。协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维持治安，收缴农村私存武器；协助解放军清剿土匪，推动减租减息运动。至下半年，各乡土匪猖獗，大部分农民协会被破坏。  
      1951年冬，各乡相继成立人民政府，逐渐恢复农民协会机构，并整顿组织，继续推行减租退押查租查押，开展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当时的乡村，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主席是乡村的最高领导。1954年后，农村基层党组织逐步建立和健全，把经过各种运动考验的农会骨干吸收为中共党员；并先后在13个乡组织成立中共党支部，支部书记和委员基本是原各村农会主席，乡村的权力逐步转移到党组织来，农会只是在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农民团体。
      贫下中农协会 1964年2月，县委农村工作部着手筹备成立县贫下中农协会，同年3月5日在县城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选举8名委员组成昭平县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后因“四清”和“文革”运动，县贫协会未正式成立。  
      1973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县城召开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79名、特邀列席代表62名，选举产生了县第二届贫协会，委员53名，正式成立县贫协领导机构，县委二书记陈国章兼任主席。此后，全县11个公社，113个大队、1932个生产队先后建立了贫协组织，入会会员达61899人。各级贫协组织主要领导均由党政领导兼任，未设专职主席，其它工作人员由党委任命，1974年11月委任肖继林为县贫协会专职副主席，长期以来，贫协组织基本上没有开展活动。
      1982年根据梧州地委指示，健全各县贫下中农组织并复称为农会，县委副书记李兆生兼任农会筹委会主任， 并配秘书、干事各1人，同时派工作组到龙坪公社塘山大队搞试点，重新登记会员，成立了塘山大队农民协会。梧州地委曾派员到塘山检查验收，并参加庆祝农会成立大会，在塘山大队部门口挂上了农民协会的新牌子。县委正准备部署在全县全面铺开这项工作，梧州地委通知暂缓。1987年2月，贫协组织自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