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唐代谱学

陆焱

作者：仓修良  
    我们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学发展时，曾指出此时的谱牒学所以会得到蓬勃的发展，是与当时的豪族地主在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膨胀，门阀制度的形成，是谱牒学得以高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加之“九品中正”的用人制度和门当户对的婚姻要求，也都成为促使谱牒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到了唐代，谱学虽然同样得到了发展，但是它却出现了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同的特点，而最重要的则是它与唐代整个史学发展一样，其编修权几乎全为官府所垄断，而它的服务对象则是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而从谱学本身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著作，多为一家一族所修的宗谱、族谱、家谱为主，虽然也有总谱、州郡谱的编修，但不是谱学发展的主流，并且都是为政府掌管户籍为主要目的而编修，因为九品中正的用人制度，选人标准必须严格以谱籍为准，同样国家赋税徭役和兵役的生疏招募，也都以谱籍为依据，因而对于篡改谱籍者处分极严。当然，此时的谱学既是伴随门第制度而发展起来的，自然就成为维护门阀豪族利益的工具。可是，刚建立不久的唐朝政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与地方豪族势力割据自然是势不两立的。加之唐王朝的政治集团中，许多开国元勋和枢要大臣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庶族地主、农民起义的将领和寒素之家，如曾身任大将、宰相重职的李勣，在临死前还称自己为“山东一田夫”，唐太宗曾称魏征为“田舍翁”，又如刘洎、马周、张亮等都是来自寒门。他们虽然都掌有实权，但其出身与士族还有一定界限，因此，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显然还敌不过山东士族和江左名门。唐朝当权者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很快决定要利用编修谱牒这一措施，来提高政治集团的社会地位、调节地主阶级的士庶之间关系，以便巩固其政权的统治。为此，不惜花费巨大代价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力量编纂大型的全国性谱牒著作。这就说明唐代的谱学编纂，主要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几部大的谱牒著作全是出自官修，所以我们说，唐代谱学的编修，实际上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之间政治斗争的工具。
    唐代谱学发展与政治斗争
    众所周知，隋末农民大起义，曾打乱了整个封建统治的秩序，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制度、世家豪族制度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 因而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确实都大为衰落，出现了所谓“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 的现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氏族地主尽管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却并未因此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相反，在唐朝政权建立以后，虽然失去了往日那种威严和显赫声势，但在社会上仍有一定的地位和势力影响。就连唐朝政权中的许多重要大臣，还纷纷争着向山东那些士族攀婚，想以此来抬高在社会上的地位，当时三品以上之官，“欲共衰化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特别是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世族，更是以士大夫自居，妄自尊大，嫁女时必多方索取聘礼以抬高其身价。这一现象，表现的虽然仅是婚嫁财礼问题，其实也是一种斗争的手段，说明原有的世家大族，对新政权的不服和抵制，他们绝对不肯轻意地放弃原有的权势地位和利益。因而这种情况，甚至使唐太宗感到深深不安，认为这种情况如果让其发展下去，势必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乃至动摇新政权的巩固。为此他不得不专门发布了一道禁令：（贞观）
    十六年六月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婚娅；或衿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或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腾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化蠹害，咸已惩革，唯此敝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已经发展到需要单独颁布禁 令加以禁止，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就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新建立的唐王朝政治集团，其皇室虽然自称为陇西李氏，属于关陇士族。但正如上文已讲，其开国元勋和枢要大臣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庶族地主、农民起义领袖和寒素之家，在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地位，因而就纷纷想方设法，与旧的氏族通婚，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旧氏族就越发觉得自己高贵，便不约而同的都抬高礼金，因而便出现了因“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的社会风气。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唐太宗自然知道，这个现状必须加以改变，一则是要设法提高皇室新贵们的社会地位，再则便是调整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协调士庶之间的社会地位。最后他决定借助于编修一部大型的全国总谱来达到上述目的。还在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便“诏（高）士廉和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孤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 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一则是要对全国谱牒进行一次清理审核工作，根据史书记载，考定其真伪，这就说明，当时的谱牒非常混乱，许多门第低下的的庶族地主和清寒之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往往伪造郡望，篡改谱牒。再则就是对现有官职人员进行一次评定，评定标准就是“忠贤”与“悖逆”，这实际上就是唐太宗修编《氏族志》的两条原则，即既承认历史，又肯定现实。这中间自然是包含着协调、调和的味道。可是高士廉等人大多出身于旧的士族，受旧传统的影响较深，因此对唐太宗的意图还未能领会，故新编的《氏族志》原是要借以抑压山东旧士族的社会地位，而其初稿竞仍把黄门侍（正四品）山东士族崔干列为第一等（共分九等）。唐太宗看后大为不满，并严厉地指出：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檟，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祗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绩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化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述，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由于高士廉等人对唐太宗要求编修《氏族志》的意图精神实质领会不进，加之他们这批人本身都出身于旧的士族，因而士族的门第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以致编修出的《氏族志》初稿，使唐太宗很不满意，迫使唐太宗不得不再作出更加明确的指令性原则。即“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这就是说，《氏族志》的编修，不必再过于突出旧的门第观念，因为他们已经是“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应当“崇重今朝冠冕”，因为“凡在朝士，皆功绩显著，”他们都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尤其应当突出李唐王室的崇高地位，肯定其在“平定海内，天下一家”的巨大功劳。唐太宗还怕高士廉等人再不领悟，又特地举了“汉高祖只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天，主尊臣贵，”以作启示。按照这一新的精神，对该书重加刊定。重新编定的《氏族志》，将皇室列为第一，外戚列为第二，崔干列为第三等。对于这次《氏族志》的编修过程，《资治通鉴》里有一段较为全面的叙述：
    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东人崔、卢、李、郑诸族，好自衿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婚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恶之，命士廉等偏责天下谱牒，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辨其昭穆，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民干为第一，上曰：“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抑，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卯然以门弟自负。贩鬻松檟，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与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嫠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干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
    通过《氏族志》编修过程的了解，人们可以看到，这部全国性大型谱牒著作的编修，其编修分等的标准，不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持的门第和郡望，而是以“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这一措施，对于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士族势力无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当然也就提高了李唐统治集团的政治威信，同时也就提高了其他新贵们的社会地位。由于对山东旧士族仍旧列为第三等级，这实际上是对旧望与新贵之间作了一次重大的协调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地主阶级内部相互间关系，自然有利于巩固新的政权。这么一来就将法令和制度通过谱牒著作形式，把全国的旧望与新贵的地位都固定了下来，使那些本不为士族的新贵们进入新贵先列，旧士族的地位虽然被一定程度作了压低，但毕竟还可以与那些新贵们同列，这也就是新、旧之间妥协的一种表现。于是便形成了一个以皇族为中心，功臣、外戚为辅佐，包括原有旧士族在内的新士族集团。由此可见，谱学在当时已经成为最高统治者用以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而作为谱学著作的功能与内容，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亦已起了很大的变化，昔日讲门第、讲郡望，梁武帝时的侯景虽大权在握，由于门第低下，就是不能与处于高门的王谢通婚，因而宗谱的编修，总是要强调自己祖先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而如今的谱牒编修，则“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也只讲当今现实而不必再去记载历史了。事实上这一变化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高士廉等人第一次拿出的《氏族志》初稿将崔民干列为第一等级，就说明了他们的抵触情绪，也说明了旧的势力影响在社会上还是相当大的。这个社会的现实，当然使得谱学家当中在划分社会上的“右姓”标准时，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正如当年谱学家柳芳所说：“隋开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则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可见尽管统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立下标准，但是作为每个谱学家来说却未必个个都会照办，因而事实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当然在所编修的谱牒著作上就必然要出现不同的分类主张，这就是政治斗争在谱牒学上的反映。
    对于唐太宗下令所修之《氏族志》，在平衡、协调士、庶之间的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参与编修者亦大多了解熟悉氏族状况与谱牒著作，因此，修成后还是得到大家的好评，因此，在《旧唐书•李义府传》中曾这样说：“贞观中，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然而时过不久，武则天当权以后，她依靠庶族官僚李义府、许敬宗等势力，贬杀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为了进一步打击关陇集团，巩固她的势力，在李义府等人的怂恿下，她于显庆四年（659）便通过唐高宗下诏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理由是《氏族志》不叙武后家世。对于这一举动，《旧唐书•李义府传》中有段记载直接透露了真实情况：“义府耻其家代无名（指世代不是名门望族），乃奏改此书（指《氏族志》），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志约等立格云：‘皇朝得立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缙绅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义府乃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关东魏、齐旧姓、虽皆沦替，犹相矜尚，自为婚姻。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至于如何划分等级，《新唐书•高俭传》则有详细说明：
    高宗时，许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后世，又李义府耻其家无名，更以孔志约、杨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广类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改为《姓氏录》。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缙绅耻焉，目为‘勋格’。义府奏悉索《氏族志》烧之。又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滎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三品以上纳币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为归装，夫氏禁受陪门财。先是，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宝等为冠。其后矜尚门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后房玄龄、魏征、李勣复与婚，故望不减，然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悬隔。李义府为子求婚不得，始奏禁焉。共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为敝云。
    这段文字不仅说明了编修《姓氏录》的区分等级标准，而且将陇西李等“七姓十家”不得相与为婚者一一列出，尤其是将当时通婚“纳币”还按官品分为三等及每等“纳币”数量之不同也都列出，这对于研究当时社会风俗、士、庶之间的关系都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唐初级统治者谱牒的编修，旧的世家大族嫁女必索高额“纳币”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它是研究唐代统治者编修谱牒过程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资料。从《姓氏录》编入标准来看，只要够得上五品官职人员，皆可进入士族的行列，就连兵士得军功入五品者也在此范围之内。这么一来，无疑就将士族的范围更加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士、庶的合流。所以我们说，这次改订《姓氏录》，是对旧的士族营垒又一次大的冲击。像原来在《氏族志》中根本无名的后族竟被列为第一等，许敬宗、李义府等也都挤入，其它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也许因为收入过滥，编修过程中也遭到了许多士大夫的抵制和反对，并拒绝编入其中。“由是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可见在编修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就如从上文所引人们可以看到，李义府为了不让人家知道他是出自寒门，竟然“奏收天下《氏族志》焚之”，与唐太宗当年“颁下诸州，藏为永式”的首令唱起对台戏。看来唐朝统治集团的人物，对于利用谱牒作为政治斗争工具似乎都一点也不含糊。至于李义府所以敢于如此张牙舞爪，肯定是得到武则天的认可和支持，他只不过是在狐假虎威而已，因为这些做法都正适合武则天的要求，她正是要通过这些措施，以达到打击其政敌的目的。当时尽管不少“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进行抵制和反对自然都是无济于事，由于士庶合流，毕竟是唐朝社会政治发展的总趋势，而每次谱牒的编修，总都是要将当日处于高官地位者都收入谱中，不管这些高官当时社会地位如何，这势必就更加促使士、庶合流的趋势加快。这正是唐朝的谱学功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学功能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已经讲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学著作的编修，无论是官府主持的统谱还是私家编修的族谱，很重要的一点都必须标举郡望和显示门第，因为当时的政权是代表各个地方世家大族利益的。有的学者认为，“六朝以前，谱学在官，唐宋而下，谱在私家”。我们认为，这一结论并不确切，因为六朝时期的谱学历史发展说明，此时基本上是“谱在私家”，只有唐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谱学在官”，至于宋代则开启了真正意义的私家之谱的编修历史，历元明清而不变。就如唐代谱牒学家柳芳曾说，“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这里所讲的谱，显然就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再如南宋学者郑樵，在《氏族序》中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这两条材料都在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学主流并不在官，而是世家大族所修之宗谱、族谱，所谓“系之地望而不惑”，指的就是对于当时的各个郡望都必须熟悉，这实际上只有通过各个宗族、家族的谱牒才能做到。这种宗谱、族谱应当说是普遍存在的，《世说新语注》中还为我们流传有三十九种家谱。当然，所修之族谱、家谱，都必须上造官府，“藏于秘阁”，而政府也掌握有总谱和州郡谱，所以郑樵在《氏族序》中又说：“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掇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书；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绝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这里所讲，会是指魏晋南北朝之事，这与柳芳所说是一致的，所谓“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实际上就象当时谱学家王弘那样，“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必须对当时的重要谱牒都非常熟悉，对世家大族的郡望都非常了解，否则是做不到的。特别要注意的是，“历代并有图谱局”，专门管理收藏谱牒之事。唐代则改称“图谱院”。 五代乃是谱学发展的一个大转变，欧阳修就曾讲过：“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 而苏洵亦说：“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 两人都讲，唐末以后，谱学废绝，显然这个讲法并不确切，因为宋代开始，私家之谱开始兴起，修谱之事，真正走入普通百姓之家。因此，我们说笼统地说“六朝以前，谱学在官，唐宋而下，谱在私家”并不确切，尤其是唐宋两代，更不应当连称，因为谱学在这两个朝代所处地位和发展则全然不同。当然，这里我们也要指出，郑樵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的结论也是不对的，根据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乃是我国谱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神龙元年(705)，谱学家柳冲上书，言太宗时期所修之《氏族志》“至是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请改修《氏族》。”“中宗命冲与左朴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继而卒，乃迁为外职。至先天初，冲始与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陆象先及徐坚、刘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开元二年，又敕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录》，奏上。” 至于柳冲上书的内容，《唐会要》的《氏族》篇较为详细记载：“神龙元年五月十八日，左散骑常侍柳冲上表曰：‘臣闻姓氏之初，《世本》著其义，昭穆之序，《周谱》列其风。汉晋之年，应、挚明宗系之说，齐梁之际，王、贾述衣冠之源，使夫士庶区分，惩劝攸寄，昭之后世，实为盛典。臣今愿叙唐朝之崇，修氏族之谱，使九围仰止，有化承风，岂不大哉！’上从之。至先天二年三月，柳冲奏，所备《姓族录》成，上之，凡二百卷。又于今刊定，至开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毕，上之。” 这是唐朝建国以来第三次大规模官修谱牒，其宗旨也非常明确，“叙唐朝之崇，修氏族之谱，使九围仰止，有化承风。”而入谱之标准，则“共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 这个标准就充分说明，这部大型谱牒著作，是地主阶级内部斗争又一次大协调，也是士、庶矛盾逐渐趋于淡化在谱牒著作上的反映。也正因为士、庶矛盾已日益缓和，其界限也日趋缩小，因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编修谱牒工作此后也就不曾再出现，因为此时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谱牒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此后，官修之谱牒著作，虽然先后还有唐肃宗乾元元年（758）贾至撰《百家类例》十卷，宪宗元和七年（812）林宝撰《元和姓纂》十卷，文宗开成二年（837），林宝与李衢撰《皇唐玉牒》一百十卷，代宗永泰二年（776）柳芳撰《皇室永泰谱》二十卷，文宗开成四年（839）柳璟撰《续皇室永泰谱》，同年李衢还撰有《皇后谱牒》等。从以上所列明显可以看出，自开元二年《姓族系录》修成后，唐朝官修之谱牒，无论在规模上与内容的重要性上，都远不如以前了，特别在性质上更加如此。开国以来所修之谱牒，内容都为刊正全国姓氏之等级，辨门弟之高下，协调士、庶斗争之矛盾，拉平士、庶之间的界线，而后来所修，大多仅为皇室之谱。这种现象的出现，正如瞿林东先生所说：“这种现象，曲折地反映出唐代建国以来的近百年中，士庶斗争日益缓和（不是矛盾消失了，而是被新的矛盾所代替），士、庶界限日渐缩小，唐代谱学（主要是官修谱牒）作为士、庶斗争的一个工具，已逐步失去它的作用而不断走向衰落。” 事实上经过《氏族志》、《姓氏录》等大型谱牒的编修，用政治手段重新评定了全国姓氏的等第，突出皇室和功臣的社会地位，压制旧的士族门阀势力，削弱门阀观念，通过谱牒著作这个形式，加以固定下来，并使之合法化。六朝以来的豪门士族，经过多次冲击，确实已经衰落凋零。唐朝后期参加过政治革新的政治家、诗人刘禹锡的两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视为这种衰落凋零的真实写照。
    唐中叶以后，由于士、庶矛盾已经基本缓和，唐朝统治者不再重视全国性的谱牒编修，因而在谱牒著作上出现了许多混乱不实的情况。《新唐书•高俭传》云：“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至中叶，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可太息哉！”又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十二月，“宗正寺奏，得当司修图谱官李宏简，伏以明德皇帝之后，兴圣皇帝以来，宗祊有序，昭穆无差。近日修撰，率多紊乱，遂使冠履僭仪，元黄失位，数从之内，昭序便乖。今请宗学自常参官并诸州府及县官等，各具始封建诸王，及五代祖、及见在子孙，录一家状，送图谱院，仍每房纳，于官取高，处昭穆取尊，即转送至本寺所司属籍，稍获精详。” 从上引两条材料充分说明唐朝中期以后，以致许多官员都纷纷提出呼吁，而最高统治者则仅仅应付百已。这就忠心说明唐代后期谱学发展已经走入了低潮，特别是官修之谱牒。
唐代谱学发展与社会风气
    唐代的谱学发展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既有政治上的因素，它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得力工具，又有社会上的需要，直接反映了唐朝前期的社会风气。特别是魏晋以来那种门第观念，吹嘘、炫耀自己门第的高贵，在唐初社会上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上自开国君主李渊，下至达官显贵，无不以出身右族而自豪。李渊在大臣面前一再炫耀自己出身高贵而非常得意。武德元年（618），他对内史令窦威说：“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无乃不可乎？”威曰：“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今陛下龙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忝凤池，自唯叨滥，晓夕兢惧！”高祖笑曰：“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衿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 君臣二人，相互吹捧，一唱一和，实已达到得意忘形的地步。武德三年，他又对尚书右仆射裴寂说：“我李氏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弥，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耿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 这里不仅自我吹嘘，而且认为自己出身高贵，比历史上其他帝王要来得非凡，他竟把萧、曹起自刀笔吏觉得不足挂齿，门第观念在他的头脑里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上行下效，君主尚且如此，大臣们自然也都纷纷“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 至于出身庶族寒门的官吏，也都想方设法与“山东旧族”攀亲，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的还冒充士族，篡改郡望。如李义府本瀛州饶阳的庶族，因拥戴武则天而当上宰相。为了说明自己出身高贵，竞声称自己是赵郡人（赵郡李氏是山东士族），厚着脸皮和赵郡李氏叙家谱，排辈分。《旧唐书•李义府传》载：“义府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亦与同谱叙昭穆，及义府出为普州刺史，遂即除前。义府闻而衔之，及重为宰相，乃令人诬构其罪，竟下狱自杀。”这些事实都在说明，门第观念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是何等之深！而谱学在其中更显示出它的特有的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姻的门当户对要以谱牒依据，成为当时谱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一重要的社会因素，在有唐代社会中不仅继续地在发生作用，而在唐朝前期的社会中，那些旧的士族，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更以婚姻嫁娶作为手段对当权的皇室功臣进行斗争。他们利用婚姻上的门当户对这一社会风气来维护其旧有的高贵的传统地位。至于那些掌了权的新贵们，也都很想与名门士族联婚，以达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声望。就连开国功臣魏征、李勣等人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新唐书•高俭传》载：“房玄龄、魏征、李勣复与婚，故望不减。”上文已经讲到的李义府，曾为其子向旧的士族多次求婚而不得，一怒之下，“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高宗时的宰相李敬玄三娶皆山东旧族，史载：“敬宗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而自己则是“亳州谯人也。” 即使自己出身寒门的武则天，在嫁女儿时，同样因门不当、户不对而发火。据《通鉴》记载，唐高宗开耀元年（681），薛尚尚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武则天听说薛尚之嫂萧氏，弟媳成氏出身均“非贵族”，居然说：“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甚至还要迫使萧、成二家与薛家离婚。 更有甚者，又据史书记载曾位至宰相的薛元超，由于未能与山东五大姓王、崔、卢、李、郑联姻，竟成为他人生三大憾事之一。《隋唐嘉话》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参修国史”。 （对于不得参修国史一事，与正史纪载有出入，《旧唐书》本传载：“预修《晋书》，兼修国史。”整个唐代社会风气就是如此，无怪乎唐文宗时则有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之感慨。 既然婚姻要讲门当户对，那么就必须讲究、熟悉谱学。这就是谱学在唐代得以迅速发展的社会因素。这股社会风气影响很大，就连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学者、诗人，亦无不从风而靡。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就非常热衷于刘氏家谱的编修，先后撰成《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并以自己出身于彭城刘氏这个名门望族、又是帝王之后、累世通显而感到自豪。他还提，以后“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 这一建议，本身就反映了谱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影响与作用。史书的编写，必须反映社会的现实，这是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魏晋以来直到唐代，谱学既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史书中理所当然的应当有所反映。后来郑樵在《通志》中撰有《氏族略》实受到刘氏之启发。著名大诗人杜甫则一直以杜姓乃陶唐氏尧皇帝后人而自豪，又以东晋学者杜预为自己远祖而骄傲，据有关学者研究，他的诗作中曾反复有吟咏自己作为陶唐氏后裔而感到荣耀。
    由于唐代整个社会风气如此，因此，与魏晋南北朝一样，社会上对谱学看得很重，私人不得随意篡改谱系，否则同样要受到社会的舆论遣责，虽然没有魏晋南北朝那样，对篡改谱籍者处分甚严，乃至处以极法，在唐代虽不至于如此，但仍不可私意为之高下，清代史家赵翼已经指出：“其时有私意为高下者，人辄非之。”“可见谱学之严，虽为当朝势力不得遽为升降。” 他还列举唐代谱学家孔至事蹟为例，《新唐书•儒学中•孔若思传》载：“若思子至，字惟微，历著作郎，明氏族学，与韦述、萧颖士、柳冲齐名。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近世新族，剟去之。说子垍方有宠，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纷纷邪？’垍弟素善至，以实告。初，书成，示韦述，述谓可传，及闻垍语，惧，欲更增损，述曰：‘止！丈夫历笔成一书，奈何因人动摇，有死不可改”，遂罢。”可见当时在高门与新贵之间在编修谱牒问题上可以说是一直存在着斗争。当然，在这过程中，谱学的编修，必然也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系。
综上所述，可见唐代的谱学是魏晋南北朝谱学的继续和发展，但它的作用却又有着非常明显的很大区别。我们已经讲过，魏晋南北朝的谱学，是伴随着门第制度发展起来的，是为维护门阀豪族利益服务的。正如上文所引柳芳和郑樵的论述所讲：“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官之选举，必由于簿壮；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谱籍”、“簿状”，都是当时用来选官的重要根据；而划分门第，又是根据历代做官的情况而定，凡是能够列入高上门阀者，必然都是累世冠冕之家，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望族”，郡望高贵之家族。故谱牒服务对象在当时是十分明确。而唐代实行的是进士制度，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法早已废除。因而唐朝的进士选官已无需考查“谱籍”与“簿状”了。唐代历次大规模官修谱著作，都旨在突出皇室和功臣的地位，使那些出身于寒门庶族的新贵们获得士族的合法社会地位和身份，削弱门阀观念，对于旧的士族除用政治手段加以压制外，再通过修谱使之合法化。因此，每一次编修，都起到冲击、摧毁旧士族的势力与地位，以达到混士、庶为一的目的。当然，它们仍然作为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只不过服务对象和方法都变了，政治斗争的性质更加明砍确了。至于反映社会风尚，维系婚姻旧的传统，谱学还是在继续发挥作用。到了唐代后期，由于士、庶界限逐渐淡漠，两者矛盾、斗争也逐渐缓和，我们上文讲了，官修谱牒也就随之衰落下去。这就是历来学者认为五代以后，谱学衰落的症结之所在。因为唐代后期旧的士族已经衰落，就是在婚姻问题上，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不再像唐朝前期那样，新贵们总是想谋求与山东旧士族通婚以抬高社会的地位，此时则不再如此，这从李吉甫与唐宪宗的对话中就得到了充分证明，《新唐书•李西筠传》附《李吉甫传》载：宪宗时，“十宅诸即不出阁，诸女嫁不时，而选尚皆由中人，厚为财谢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择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独近世不然。’帝乃下诏皆封县主，令有司取门阀者配焉。”这就从婚姻问题上反映出旧的士族确实已经衰落，再加上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给予残存的门第制度以致命的打击。所以五代以后，谱学便随着旧士族势力的衰亡而衰落了，特别是官修谱牒，代之而起的便是宋代开始私家修谱逐渐发展起来。
谱学家和谱学著作
    唐代的谱学虽然也非常发达，但是，若与魏晋南北朝相比，自然还是相差很远的，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多方面因素要求，几乎家家要藏谱学，人人要讲谱学，因此，谱学在当时社会已经成为一门显示，自然也就成为我国谱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唐代则无论如何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也许由于唐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垄断了编修谱牒的大权，接连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谱牒著作编修，限制和打击了私人编修谱牒著作的积极性，影响了唐代谱牒学的很好发展，关于这点，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我觉得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不过，尽管如此，在唐代还是产生了不少谱学家和谱学著作，下面就按产生的时代先后加以介绍。
谱学家李守素
    李守素，隋末唐初著名谱学家。赵州（今河北赵县），其先世代为山东士族。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征为文学馆学士，任天策府仓曹参军。生平精通谱牒之学，《旧唐书•褚亮传》附《李守素传》载：“守素尤工谱学，自晋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诸勋贵，华戎阀阅，莫不详究，当时号为‘行谱’。尝与虞世南共谈人物，言江东、山东，世南犹相酬时，及言北地诸侯，次第如流，显其世业，皆有援证，世南但抚掌而笑，不复能答，叹曰：‘行谱定可畏。’许敬宗因谓世南曰：‘李仓曹以善谈人物，乃得此名，虽为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准的，宜当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彦昇美谈经籍，梁代称为《五经笥》，今日仓曹为《人物志》可矣。”由于他精通谱学，故被世人称之为“行谱”。而《唐会要》、《隋唐嘉话》和《新唐书》本传都将其称为“肉谱”。《唐会要•氏族》篇曰：“武德中，李守素与虞世南论及氏族，初言江左，世南独相酬对，及言北地诸姓，次第如流，陈其事业，皆有援证，世南但抚手而已，不复能答，叹曰：‘肉谱实可畏’！许敬宗曰：‘肉谱非雅名也’。世南曰：‘昔任彦升善谈经籍，梁代称为《五经笥》，今日号仓曹为《人物笥》矣。”而《新唐书》本传则曰：李守素‘通氏姓学’，世号‘肉谱’。虞世南与论人物，始言江左、山东，尚相酬对，至北地，则笑而不答，叹曰：‘肉谱定可畏。’许敬宗曰：‘仓曹此名，岂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彦昇通经，时称《五经笥》，今以仓曹为《人物志》可乎？’《隋唐嘉话》所载，文字较为简略，其意与此一致，文中亦称其为“肉谱”。这么一来，就有两种称呼，一曰“行谱”，二曰“肉谱”，并以后一称呼居多。至于为什么会有两种称呼，史书并无记载。称“肉谱”者，似乎是取其形象化，而“行谱”者，其意亦复如此，我到觉得，还是此说似乎更加贴切，讲其为一部可以活动的谱牒之书，就如我们今天常称某人为“活的字典“，“活的辞书”，而李守素在当时则是一部活的谱学著作，因为他在当时的族姓方面，几乎是无所不知了。按照《新唐书》本传说法，他应当是唐代谱学方面第一人，当时能够与其相抗衡者，只有太宗时一位任过渭州刺史的谱学家李淹了。可惜的是，关于李淹的事迹，文献资料很少有记载。即使是李守素，史书虽然作如此推崇，但他究竟有过那些谱学理和谱学著作，史书也从未提及，至于他在谱学上究竟有过那些贡献，谱学上有过什么主张也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他在当时将谱牒学方面的知识都装在自己的脑海里，古人则称为满脑子都是谱学，就像形容有学问的人为“满腹经纶”一样，则未必有什么著作。
《氏族志》编修者
    高士廉（？—647），唐初谱学家。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名俭，以字行。北齐皇族，唐太宗皇后长孙氏之舅，高敬德之子。隋末曾为治礼郎。坐事贬为朱鸢（今越南河内南）主簿，武德五年（622）归唐回长安，累迁雍州治中。与长孙无忌等人策划“玄武门之变“， 拜右庶子。贞观元年(627)进位侍中，不久改任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大都督府长史。在任期间，扩建李冰水利工程，百姓受益。五年入为吏部尚书，进封许国公。十二年拜尚书右仆射。卒谥文献，陪葬昭陵，图形于凌烟阁。在位期间，史称“奖鉴人伦，雅谙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 也就在贞观五年，唐太宗“诏（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编修《氏族志》，想借此手段，压制一下山东旧的士族，同时也抬高皇族和新贵们的社会地位。而高士廉等人，也都出身于士族，熟悉各地的士族门第情况，又都是著名的文学之士，要他们来编修《氏族志》应当说是非常确当的，称得上是轻车熟路。上文已经讲了，由于他对唐太宗编修《氏族志》的精神意图未能领会，加之各人又都出身于旧士族，即使在思想感情上很快也还扭转不过来，因此初稿还是将山东士族崔民干列为一等，明显违背了唐太宗编修《氏族志》的意图。后经太宗的严厉批评，并提出了几条编修标准，经过七年的编修，于贞观十二年（638）完成，全书一百卷， 书名又称《大唐氏族志》或《贞观氏族志》，是书编篆，以皇族居首，外戚次之，山东士族崔民干降为三等。内容所载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专载唐代姓氏。已佚。（敦煌石窟发现有高士廉等《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对研究当时氏族有参考价值）高士廉还曾与魏征等人编纂有《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二卷，已佚。韦挺：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为关中士族，在任御史大夫时，对寒门出身官员，“殊不礼之”。曾参与编修《氏族志》，多次受赏。太宗征辽东，命主资粮，因转运误期，坐废为民，但‘仍令白衣散从，“镇守盖牟城，复以怨望贬象州刺史，岁余卒于任上，年五十八。岑文本：字景和，南阳棘阳（今河南南阳南）人，后迁居江陵（今湖北江陵）。是南方没落士族，故自称“南方一布衣”。史称“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 贞观元年（627）拜授秘书郎、兼职中书省，十八年，与刘洎、马周同任中书令。他除了参与编修《氏族志》外，贞观三年起便与令狐德棻共同撰写《周书》，贞观十年书成，“其史论多出于文本”。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时。 令狐德棻（567—650）：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先居敦煌，代为河西右族，”“博涉文史，早知名。”武德初，为起居舍人，迁秘书丞。后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永徽时，为弘文馆学士，后迁太常卿，崇贤馆学士，爵为公。他的一生参预了多部史书的编修，据《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载：贞观十年，“以修周史（《周书》）赐绢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礼》或，进爵为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赐帛二百匹。”“寻有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令狐德棻预修撰，当时同修十八人，并推令狐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书成，除秘书少监。”“永徽元年（650），又受诏撰定律令，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从这记载来看，他在唐朝初年，确实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其贡献自然也是相当大的。
路敬淳和《著姓略记》
    路敬淳（？—697），唐代著名谱学家。贝州临清人（今山东临清）。贞观末，官至中州司马。天授中（690——692），“历司礼博士，太子司议郎，兼修国史，仍授崇贤馆学士。数受诏修缉吉凶杂仪，则天深重之。”为人“勤学，不窥门庭，徧览坟籍，”“尤明谱学，尽能究其根源技派，近代以来，无及之者。” 著有《著姓略记》二十卷，《衣冠谱》六十卷，《衣冠系录》（卷数不详）和《衣冠本系》等，最后一种，“未成而死。”对于《著姓略记》一书，《旧唐书•经籍志》及《本传》均作十卷，而《新唐书•艺文志》则作二十卷。《衣冠系录》和《衣冠本系》两书，则是其推究魏晋以来家族谱系、根源枝派而著此书，可惜全都散佚。在有唐一代的谱学家中，能有如此之多谱学著作者实不多见，因此他是唐代前期最 有影响的一位谱学家，就连柳芳也说：“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 故《新唐书•儒学中•本传》说：“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后柳冲、韦述、萧颖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他在唐代谱学界影响之大，于此可见。
《姓氏录》编修者
    《姓氏录》的编纂者中，虽然没有称得上是谱学家者，但为了能让读者了解编纂者的情况，我们将能够知道的一些人情况，还是在此作些简单介绍，《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姓氏录》下则列有许敬宗、李义府、孔志约、阳仁卿、史玄道、吕才撰，共有六人。而《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显庆四年条下原注则称“委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阳仁卿、太子洗马史元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但只列了四人姓名。其他六人则均未记载。许敬宗（592—672），字延族，杭州新城（今杭州富阳）人，隋礼部侍郎许善心之子，秀才出身，学识渊博，但为人狡诈。唐高祖武德初召为秦王府学士，历任著作郎兼修国史，中书舍人、给事中兼修国史、检校黄门侍郎等职。因预修实录有功，封高阳县男。贞观十九年（645）拜相，以太子左庶子参掌机要，加银青光禄大夫。高宗即位，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因嫁女与蛮酋而“多纳金宝”，遭弹劾而左授郑州刺史。永徽三年（652），又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六年复拜礼部尚书，又因拥武则天为皇后，受到高宗重用。显庆二年（657），再次入相，拜侍中，监修国史，次年进封高阳郡公，改任中书令，“任遇之重，当朝无比。”龙朔二年（662）改为右相，加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政治上不仅无端诬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而且利用监修国史之便篡改历史。曾先后预修《晋书》、《高祖实录》、《永徽五礼》、《西域图志》、《文思博要》、《东殿新书》、《姓氏录》、《新礼》等。著有《文馆词林文人传》一百卷，《许敬宗集》五十卷。部分诗文尚留存在《全唐文》和《全唐诗》中。李义府（614—666），瀛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东北）人，迁居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东）。家贫，善属文，贞观八年（634），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表荐，对策擢第，补门下省典仪。又经刘泊、马周推荐，升任监察御史、太子舍人，崇文馆直学士。高宗即位，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遂与许敬宗勾结，赞助武则天为后。永徽六年（655）拜中书侍郎。显庆二年（657）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晋升中书令，进封河间郡公。任职期间，依仗武则天权势，卖官鬻爵，中伤善良。待人表面温柔和蔼，暗中却陷言中伤，时人称为“人猫”。有感于自己出身寒门，虽任高官，在社会上总是觉得很不体面，“耻其家代无名”。在任宰相期间，奏请重修全国谱牒之书，名曰《姓氏录》，并“奏收天下《氏族志》焚之，”以达到消除其影响的目的。后掌选贪郁，权衡失度，骄奢日甚，为高宗所恶，以罪长流酅州而死。生平有文集三十卷，又著《宦游记》二十卷，已亡俟。孔志约：高宗初年，曾与长孙无忌、杜正伦等重加辑定《贞观礼》，此时任职为符玺郎，而修《姓氏录》时，任职则为礼部郎中，其他生平则不详。史玄道：高宗初年，曾与长孙无忌、杜正伦等人受命重加辑定《贞观礼》，当时署衔为太学博士。而编纂《姓氏录》时的职衔则为太子洗马。生平其他则不详。至于著作郎杨仁卿，除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作阳仁卿外，其他情况则很少知道。参与《姓氏录》编纂的人员中,称得上博学多才者应当首推吕才。吕才（？---665）：博州清平（今山东临清东）人。少好学，精通阴阳方伎之书，善长声乐，以此闻名于时。贞观初，奉诏直弘文馆，参论乐事，累迁太常博士，起居郎等职。曾参与编写《秦王破阵乐》等。后奉太宗之命与学者十多人共同刊正前代阴阳方伎之书，完成后并下诏颁于全国。其后又奉命编制《方域图》及《教飞骑战阵图》，深得太宗赏识，升任太常丞。永徽初，预修《文思博要》及《姓氏录》。因陶弘景所授《本草》，颇多舛谬，又奉诏与李淳风等诸名医共同刊正，并图合成五十四卷，大行于时。龙朔中，任太子司更大夫。著有《隋记》二十卷，行于时。
《姓族系录》编修者
    《姓族系录》，亦称《大唐姓族系录》，这部大型的谱牒著作，从开始至定稿，先后经过三个阶段，历时十年而成书。谱学家柳冲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请改修其书”，中宗乃命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湜、徐坚、刘宪、吴兢和柳冲九人共同编写。中间因魏元忠等相继去世，编修工作从而中止，这是第一阶段。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柳冲“始与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陆象先及徐坚、刘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 这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参加编修的人员尚有萧至忠、窦怀贞等人，《旧唐书•萧至忠传》载：先天二年，“至忠与窦怀忠、魏知古、崔湜、陆象先、柳冲、徐坚、刘子玄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有制加爵赐物名有差。”开元二年(714)，“又敕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录》，奏上，赐绢百匹。” 这是第三阶段，也是最后定稿阶段。参加这次定稿工作的还有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旧唐书•玄宗纪上》：开元二年（714）七月，“丙午，昭文馆学士柳冲、太子左庶子刘子玄刊定《姓族系录》二百卷，上之。”可见这部大型的官修谱牒，不仅参加编修人数达十三人之多，而且其中尚有像徐坚、刘知几、吴兢等著名学者和历史学家，更有当时最有声望的谱牒学家柳冲领衔，因此，它成为唐代官修谱牒最盛时期的代表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按官职封爵高下级别，等而次之。对于外族国主、酋领、世官，亦分族属、品级著录。其内容自然更为丰富，可惜已经散佚。柳冲（？—717）：蒲州虞乡（今山西临晋南）人。“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天授（690—692）初，为司府主簿，受诏往淮南安抚。景龙中（707—710），累迁为左散骑常侍，修国史。先后与魏元忠、徐坚等编修《姓氏系录》二百卷，从创意至定稿，出力最多。后历太子詹事、太子宾客、宋王傅、昭文馆学士，以老疾致仕，生前还曾参加《则天皇后实录》等编修工作。魏元忠（？—707）：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人。原名真宰，以避武则天母号而改为今名。初为太学生，曾从江融学古今用兵之道。仪凤（676—679）中，上书言命将用兵要领，受到高宗称赞，授秘书正字，除监察御史。不久迁殿中侍御史。光宅元年（684），李孝逸率军平徐敬业，武则天召元忠监军，以功擢司刑正，迁洛阳令。后为周兴等诬陷，三次被流放。圣历二年（699），拜凤阁待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并州长史。不久，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兼检校洛州长史。因奏请除张易之、张宗昌兄弟，被诬潜谋，遭贬端州高要卫。中宗复位，以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中书令，封齐国公。景龙元年（707），被宗楚客等诬与太子通谋，坐贬忠州务川尉，行至涪陵而卒。生前除了参加编修《姓族系录》外，还参与《则天皇后实录》的编修。张锡：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县西）人。宰相张文瓘之侄，李峤之舅。武则天久视元年（706），代李峤为相，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次年坐脏及泄露宫中机密流配循州。中宗时，累迁工部尚书兼修国史，不久，令于东都留守。韦后专权，被提拔为宰相，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出为绛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以年老致仕而卒。在位期间，参与《姓族系录》编纂。萧至忠（？—731）：沂州豕（今山东枣庄南）人，少仕为畿尉，以清谨称。神龙（705—706）初，武三思擅权，至忠附之，自吏部员外郎擢拜御史中丞。及节愍太子以兵诛武三思败，中宗欲按之，赖至忠苦谏而保全，遂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为侍中、中书令。及韦后诛，至忠以后党应坐，太平公主为之言，出为晋州（今山西临汾）刺史，治有名。时太平公主用事，求入为京官，遂召拜刑部尚书、右御史大夫，再迁吏部尚书，复为中书令，封酂国公。乃参太平公主逆谋，先天二年（713），阴谋败露，乃逃入终南山，数日后，被捕诛之。史书记载，就在先天二年，他还参与《姓族系录》的编修。岑羲：字伯华，江陵（今湖北江陵）人。中进士后，累迁至太常博士。因伯父岑长倩牵累，贬郴州司马参军。后迁金坛县令，与其弟仲翔仲林并为县令，均有政绩，名闻朝野。不久改任汜水县令，擢任天官员外郎。神龙初，任中书舍人。因忤武三思而转任秘书少监，再迁吏部侍郎。中宗死后，加任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即位，贬陕州刺史。景云初，又入朝任宰相，进位侍中，封南阳郡公。在位时曾监修《中宗实录》，参与编修《姓族系录》，并参与删订格令事宜。其后因依附太平公主，被玄宗诛杀，籍没其家。崔湜（671—713）：字澄澜，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州）人。少以文辞知名，举进士及第。则天朝累转左补阙，迁殿中侍御史。中宗时转考功员外员郎，充当桓彥范等“五王”耳目，不久投靠武三思等，晋升中书舍人。曾劝武三思尽杀“五王”，再迁兵部侍郎。依附上官昭容，得到中宗宠爱。景龙三年（709）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年遭御史弹劾，贬襄州刺史，韦氏专权，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开元元年（713），问对失旨，流放岺外，不久被赐死。在位期间，曾先后参与《三教珠英》、《道藏音义目录》、《姓族系录》等书编纂。部分诗文尚见于《全唐文》、《全唐诗》中。徐坚（659—729）：字元固，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史称“少好学，徧览经史，性宽厚长者。”高宗时，进士及第，授太子文学。武则天时，与张说、刘知几等编写《三教珠英》。又受命删改《唐史》，因武则天病死中止。睿宗时，以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参与编修《则天皇后实录》，进位黄门侍郎。玄宗时，官至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参与编修《唐六典》、《姓族系录》、《太极格》。又注《史记》和《晋书》，并著《大隐传》三卷，均佚。与韦述诸人，编纂类书《初学记》三十卷。史称“坚多识典故，前后修撰格式、氏族及国史等，凡七入书府，时论美之。” 还有《徐坚集》三十卷。刘宪（？—711）：字文度，宋州宁陵（今河南宁陵）人。弱冠即中进士，颇有才名。武周天授年间（690—691）任侍御史，受命审训来俊臣不成，反为所诬，被贬为鄰水令。后又任给事中，凤阁舍人。中宗神龙年间（705—706）任渝州刺史，太仆少卿、修文馆学士兼修国史。景云元年（710），任太子詹事，向太子（玄宗）进言读经史的要旨，被采纳。次年去世，被追赠为兖州都督。有文集三十卷。吴兢（670—749）:字西斋，汴州浚仪人（今河南开封）人。武则天时，由宰相魏元忠、朱敬则推荐，入史馆，编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中宗时改右补阙。与韦承庆、刘知几等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又迁水部郎中。玄宗时，历官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依旧参修国史。终官恒王傅。居史官三十年，著述甚多，有《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兵法正史》、《唐名臣奏》、《五藏论应象》等，重编齐、梁、陈、周、隋五代史，均佚。所撰《唐书》六十五卷，内容多为今传之《旧唐书》所吸收。所著之《贞观政要》十卷，则广为流传，为研究“贞观之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原始资料。《则天实录》所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谋反事，直言不讳，后张说为相，屡请更改，均被其拒绝，世称“良史”。“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柳冲（？—717）：蒲州虞乡（今山西临晋南）人。“博学，尤明世族之学，名亚路敬淳。”天授初（690—692），为司府主簿，受诏往淮南安抚。景龙中（707—710），累迁为左散骑常侍，修国史。神龙元年（705），上书请修全国谱谍之书，认为太宗时所修《氏族志》，“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请改修氏族。” 中宗乃命冲与魏元忠等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后历任太子詹事、太子宾客、宋王傅、昭文馆学士，以老疾致仕。魏知古（647—719）：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西南）人。早有才名，弱冠举进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国史。长安（701—704）中，历迁凤阁舍人、卫尉少卿。睿宗即位，任黄门侍郎 ，兼修国史。景云二年（711），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兼任左庶子。先天（712—713）初，进侍中，封梁国公。二年（713），窦怀贞与太平公主谋废玄宗，他密奏其事。次年，改任紫微令，因与姚崇不协，罢为工部尚书。开元三年（715）卒。在位期间,参加了《姓族系录》的第二阶段编修。有文集七卷，已佚。陆象先（665—736）：本名景初，睿宗赐名象先。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举制科高第，初为扬州参军，累迁中书侍郎。景云二年（711）冬拜相，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在职清静寡欲，言论高远，封兖国公，加银表光禄大夫。延和元年（712）左迁益州长史、剑南道按察使。后入京先后任太子詹事、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同州刺史、太子太保。开元二十四年（736）卒，赠尚书左丞相，谥号文贞。在任期间，曾参与《姓族系录》第二阶段的编修工作。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任获嘉主簿十九年，武则天时，官著作郎、左史，兼修国史，后拜凤阁舍人。中宗时，官太子中允、秘书少监等，仍兼修国史。睿宗景元初（710）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依旧修史。玄宗开元初，官散骑常侍。开元九年（721），因替其子犯罪辩解，触怒玄宗，贬安州别驾，死于贬所。出入史馆二十余年，先后参与编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唐书》、《武后实录》、《高宗实录》、《中宗实录》及自撰之《睿宗实录》。所著《史通》，为我国第一部史论专著。还著有《刘氏家史》、《刘氏谱考》等书，并有《刘子玄集》三十卷传世。他既参与大型谱牒著作，又有个人谱学著作，还有谱学相关论述，因此又是一位谱牒学家。在《姓族系录》大型谱牒的编修三个阶段中，他曾参与二、三两个阶段的编修工作。薛南金：开元二年（714）任著作郎，参与修定《姓族系录》工作，其他生平不详。
孔至与《百家类例》
    孔至：字惟微，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历著作郎，明氏族之学，并与韦述、萧颖士、柳冲齐名，著《百家类例》一书，《新唐书•艺文志》载三卷，不著撰者。《新唐书•••儒学中•孔若思传》载若思子至撰是书。该书的显著特点，则是将有些新生氏族如张说等都排除在记述之外，关于这点上文已经讲了，这自然就反映出，直到此时，在谱牒编修中还是存在两种不同的对立的观点。此书是成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已经进入唐代中后期了。《新唐书•艺文志》尚著孔至的《姓氏杂录》一卷。
韦述与《开元谱》
    韦述（？—757）：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幼时博览群书，受到大儒元行冲称赞。成年后记忆过人，通晓经史，中进士后，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终篇”。开元五年（717），任栎阳尉。不久受召入阁，与吴兢等编次国家图书。《旧唐书•韦述传》载：“述好谱学，袐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目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经中书令张说推荐，任集贤院直学士，迁起居舍人。随玄宗封泰山，撰《东封记》，得到褒奖。曾为《唐六典》编纂制定体例，使该书得以顺利完成。后又历任国子司业、集贤学士、工部侍郎等，封方域县侯。“议者云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踰于韦氏，………史才博识，以述为最。” 所著《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三十卷、《御史台记》十卷，又手编唐九朝实录，今均佚。还仿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体例，著《两京新记》五卷，今存第三卷殘卷，全书多为宋敏求编修之《长安志》所吸收。又据令狐德棻、吴兢所修之纪传体唐史，补遗续缺，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文约而事详，向为史家称道。安史之乱中，他携书逃入终南山。乱后，国家典籍焚毁，惟此书完整流传，今传之《旧唐书》前面部分多录其原文。因曾为叛军所俘，并逼其任伪职，因此，肃宗至德二年（575），被流放渝州，不食而死。此人一生淡于名利，“为人纯厚长者，当时宗之。”唯独嗜学爱书，家中“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袐书不逮也。古草隶帖，袐书、古器图谱无不备。” 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多见的，故在此多记几笔。后因其于苍黄之际，能存国史，以功补过，乃赠右散骑常侍。他在谱学上虽然只有《开元谱》一种，实际上他在当世谱学上是非常精通的，声誉也很高，故《封氏闻见录》卷十曾记载：说他“谙练士族，举朝共推，每商榷姻亲，咸就谘访。”称得上是谱学方面的活字典。
萧颖士和《梁萧史谱》
    萧颖士：字茂挺，梁鄱阳王恢七世孙。“四岁属文，十岁补太学生。观书一览即诵，通百家谱系，书籀学。” 开元二十三年(649)举进士，对策第一。开宝初，常与颇负盛名的贾曾、席豫、张垍、韦述等交游，“由是名播天下。”新罗使者入朝，言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曾以《春秋》为例，起汉初，终隋末，作史百篇。因通百家谱系，故作《梁萧史谱》二十卷。还著有《梁不禅陈论》。此人为官，仅为秘书正宗、集贤校理、广陵参军事等职，而为人则“乐闻人善，以推引后进为已任。”由其奖进者，“皆为名士”，在当时曾与李华齐名，“世号萧李”。而韦述在史馆时，曾鼎立推荐此人来接替自己的职务。
柳芳和《永泰新谱》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开元末进士，自永宁尉、直史馆，转拾遗、补阙、员外郎，皆居史任，位终右司郎史、集贤学士。肃宗朝受诏与韦述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又仿编年法，作《唐历》四址篇，“颇有异闻”。 而柳芳一生，“勤于记注，含毫罔倦，”尤“精于谱学”，永泰中（765-766），“按宗正谱牒，自武德以来，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谱二十卷，号曰《永泰新谱》。” 对此，《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篇则记载曰：“永泰二年（766）十月七日，宗正卿吴王祗，奏修史馆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谱》二十卷，上之。”其实，据我们研究来看，他在谱牒上的贡献，尤其是在谱学理论方面，非常之大《新唐书•儒学中•柳冲传》中亦已指出；“柳芳著论甚详。”在当时来说，称得上是前无古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直至唐代，尽管先后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谱牒学家和谱牒著作，但是还未见到过有像柳芳这样如此系统而丰富的谱学理论。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新唐书》作者能将其主要论点经删节而保留在《柳冲传》之后，现将其相关论点作些摘引，让读者们也能领会到他的谱学理论的一些精神。
    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辩昭穆，故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左丘明传《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以谥为族。”昔尧赐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后世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则文、武、成、宣；氏于官，则司马、司徒；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乙、匠、陶。于是受姓命氏，粲然众矣。
    秦既灭学，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兴，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数十代。先王之封既绝，后嗣蒙其福，犹为强家。
汉高帝兴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贤，诏爵以功，誓曰：“非刘氏王、无功侯者，天下共诛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不辨士与庶族，然则始尚官矣。然犹徙山东豪杰以实京师，齐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后进拔豪英，论而录之，盖七相、五公之所由兴也。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开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则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盖不经也。
    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土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四者俱弊，则失其所尚矣。
……
    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簿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
    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
    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魏太和时，诏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称之。
    从摘引的这些论述来看，涉及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相当全面的，既讲了谱学发展的历史，又发表了许多精彩的论述，而这些议论又是通过讲述谱学发展过程表现出来的。讲述发展历史又是从命氏赐生讲起，因为，古人亦将谱学称之为“姓氏之学”。所以他在讲汉代时候，将应劭《风俗演义》中的《姓氏》篇（他称《氏族》篇）和王符《潜夫论》中《姓氏》都作为谱牒学著作而加以论列，可见当代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两种皆非谱学之正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他的许多论述都已成了精典名句而常被征引。诸如：“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故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等等，都常为讲究谱学者所征引。尤其是他肯定了司马迁父子在谱学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先王之封既绝，后嗣蒙其福，犹为强家”。这样一个重要论述，在当代似乎还从未一起任何人的注意，因而也从未有人将司马迁与谱牒学联系在一起，更不要说论述他在谱牒学发展上还作出过如此重大的作用。这里我们自然要感谢柳芳的论述。作为谱学家的柳芳，在谱学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对后世的影响，为后人研究谱学发展的历史，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尽管他在唐代谱学上的地位称不上是一流的，但他在谱学上的贡献，却超过了任何一位唐代谱学家，我们这样讲看来一点也不为过份，因为其他人的论著我们已经无从看到了，尤其是如此系统地谱牒学理论。
柳璟和《续永泰新谱》
    柳璟：字德辉，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宝历初（825）进士，三迁监察御史，又升吏部员外郎。文宗开成初（836—840），转库部员外郎，充翰林学士，曾奉文宗之命在其祖父柳芳的《永泰新谱》（又名《皇室新谱》）的基础上，依旧例编成《续永泰新谱》（亦称《续皇室新谱》）十篇，附于前书之后。《旧唐书•柳登传附柳璟传》云：“璟祖芳精于谱学，永泰中按宗正谱牒，自武德已来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谱二十卷，号曰《永泰新谱》，自后无人修续。 璟因召对，言及图谱事，文宗曰：‘卿祖尝为皇家图谱，朕昨观之，甚为详悉。卿检永泰后试修续之。’璟依芳旧式，续德宗后事，成十卷，以附前谱。”开成五年（840），拜中书舍人。武宗时，转礼部侍郎。后因坐其子招贿，贬信州司马，迁郴州刺史，卒于任上。柳璟本人并非谱学家，他编修《续永泰新谱》，完全出于受命而作，况且所记皆为皇室之事，内容并不复杂，又有旧例可因循。
林宝和《元和姓纂》
    林宝：济南人，后迁居三原（今陕西三原）。元和二年（807）任史馆修撰，与史官蒋×等撰《德宗实录》五十卷。五年，调任太常博士，仍兼史职。次年升任国子博士。为人博闻强识，精通谱牒之学。七年奉宰相李吉甫之命，修成《元和姓纂》十卷。十三年与郑余庆等人同修《格后敕》成，授沔五府长史，分司东都。开成二年（837），与李衢等修成《皇唐玉牒》（一名《皇唐玉箓》、《七圣玉牒》）。昭宗时，又与李衢修《唐皇室维城录》（一名《李氏皇室维城录》）。还著有《姓苑》、《姓史》、《五姓征氏》（一名《五姓征事》）等书。对于《元和姓纂》，由于前有王涯为之作序，故《唐会要•氏族》篇竟误为王涯所撰：“元和七年七月，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王涯，撰《姓纂》十卷，上之。”但《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仍著录为林宝所撰。而对于林宝的编撰该书的过程，宋代学者陈振孙在所著《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谱牒类》还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元和姓纂》十卷      唐太常博士三原林宝撰。元和中,朔方别帅天水闫某者，封邑太原以为言。上谓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误，不可再也。宜使儒生条其源系，考其郡望，子孙职任，并总缉之。每加爵邑，则令阅视。”吉甫以命宝，二十旬而成。此书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
    短短数语，将林宝编纂《元和姓纂》的原委交代得一清二楚。最后还指出，此书在南宋时已无完整版本流传。因此，是书原本久佚，今存之《四库全书》本乃是从《永乐大典》中录出，然尚缺卷首《国姓》一门。其书编纂，是以唐韵二百六部排比诸姓，名载受氏之源，与诸家谱系相比，要为详赅。此外，清人王仁俊《玉函山方辑佚书补编》辑有《姓纂》一卷，罗振玉《雪堂丛刻》载有《元和姓纂校勘记》二卷、《佚文》一卷。尽管已经残缺不全，但是由于它能够流传下来，毕竟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到唐代所修的统谱之概况，尤其是笔者在撰写《欧阳修在谱牒学上的贡献》一文时，在讲述欧阳氏受封得姓之事，还征引了该书加以论证：“唐代著名谱牒学家林宝《元和姓纂》卷五就指出：‘越王勾践之后支孙封乌程欧阳亭，因氏焉。’”可见它在研究姓氏受封赐姓方面，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李衢与《大唐皇室新谱》
    与林宝同时的另一位谱牒学家李衢，曾与林宝合撰《皇唐玉牒》和《唐皇室维城录》两书。又于开成四年（839）奉命“修撰《皇后谱牒》，时任职为大理寺少卿。 此外，《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还著录有李衢《大唐皇室新谱》一卷。他虽然是唐朝后期与林宝齐名的谱学家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生平其他事迹，我们就很少知道了。
    以上所述，大多为参与大型谱牒著作编修者和在当时均有社会影响谱学家。根据《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所列，还有许多人员然不是谱学家，也还编修或参与编修了不少谱牒著作，下面亦略作介绍，以反映谱学在唐代发展的概况：
李林甫和《唐新定诸家谱录》
    《唐新定诸家谱录》一卷，《艺文志》著录为李林甫等。李林甫（？—752），长平王李叔良曾孙，李思海之子。小字哥奴，性狡黠，多权术，工书、善画。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旋封晋国公。任职十九年，权势极盛，对人表面友好，而暗加陷害，人称“口蜜腹剑”。曾勾结宦官、嫔妃，探听玄宗动静，以献媚得宠而固权，政事日坏，死后不久，即发生安史之乱。诏悉夺官职，开棺剔到含珠金紫，更以小槥，以庶人之礼改葬。此书何人所作已不得而知，新、旧《唐书•李林甫传》均未提及，从其为人来看，肯定不是他所作，《新唐书•奸臣•李林甫传》则云“林甫无学术，发方陋鄙”，自然不可能撰作是书。
李利涉和《唐官姓氏纪》
    据《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著录李利涉撰《唐官姓氏纪》五卷。原书为十卷，后利涉贬南方而亡其半。并称其又编《古命氏》三卷。至于生平，一概不详。又在《艺文志》成玄英《庄子疏》条，永徽中此书成，“嵩高山人李利涉为序”。其他就一无所知。
柳璨和《姓氏韻略》
    柳璨：唐代史学家。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孤贫好学，僻居林泉，光化进士。尤精汉史，为直学士。“璨以刘子玄所撰《史通》讥驳经史过当，璨纪子玄之失，别为十卷，号《柳氏释史》，学者伏其优瞻”，以其博奥，目为“柳箧子”。 迁左拾遗，翰林学士。《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著录“柳璨《姓氏韻略》六卷，”但《旧唐书》本传并未谈及此书。而《新唐书•哀帝纪》天祐元年（904），也只记“翰林学士、右拾遗柳璨为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然《姓氏韻略》早已散佚，但其书编于何时已不得而知。
王元感与《姓氏实论》
    王元感：濮州鄄城（今山东鄄城）北人。少举明经，累补博城县丞。天授中，迁左卫率府录事，兼直弘文馆。后受诏与诸儒撰定仪注，众皆推服。长安三年（703），上其所撰《尚书纠缪》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注《孝经》、《史记》。对其所撰诸书，虽为诸学士讥议，他却从容应对。又任太子司议郎。中宗即位，加朝散大夫，拜崇贤馆学士。《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著录王元感《姓氏实论》十卷，但新、旧《唐书》本传对于此书均未记载。已佚。
崔日用与《姓苑略》
    崔日用（约673—722）：滑州灵昌（今河南延津东北）人。进士出身。武周时曾任芮城县尉、新丰县尉、迁监察御史。中宗时，结交武三思等人，拜兵部尚书、兼修文馆学士。睿宗景云元年（710），参与讨伐韦氏有功，授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封齐国公。不久因与薛稷发生争执而罢相，出任婺州长史，历任扬、汴、兖三州刺史、荆州长史。上书奏请诛太平公主势力，因诏检校雍州长史。及太平公主被诛，以功进吏部尚书。后又出任常州刺史、汝州刺史。玄宗开元七年（719），徙并州大都督长史。在职期间，颇有政绩。平生才辩过人，善于随机应变。著有《姓苑略》一卷，早散佚。
陈湘与《姓林》
    《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著录有陈湘《姓林》五卷，早已散佚。陈湘生平则不详。
张九龄和《姓源韻谱》
    除了《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著录诸书以外，宋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在《谱牒类》还载有唐人张九龄的《姓源韻谱》一卷，虽然在《新旧唐书》的《张九龄传》中均未提及著有此书，终因陈、晁二书都作了较为肯定的介绍，这两部目录著作在学术界又有很大影响，因此，只得将《直斋书录解题》对该书所作的《解题》转录如下：
《姓源韻谱》一卷。
    唐张九龄撰。依《春秋正典》、柳氏《万姓录》、《世本图》，据摭诸书，篡为此谱，分四声以便寻阅。古者赐姓别之，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后世赐姓合之，汉高帝命娄敬、项伯为刘氏是也。惟其别之也，则离杆，故古者论姓氏，识其本异。自五胡乱华，百宗荡析，夷夏之裔与夫冠冕舆台之子孙，混为一区，不可遽知。此周、齐以来谱牒之学，所以贵于世也欤？
以上所列谱牒著作， 都为统谱，而私家之谱在唐代虽然没有魏晋南北朝那么兴旺，但是作为那些世家大族，对于编修一族一宗的家谱还是相当重视的，因此，《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还著录了私家之谱二十六家，现列表如下：
《裴氏家牒》二十六卷裴守真 《王氏家牒》十五卷王方庆
《谢氏家谱》一卷      　　《东莱吕氏家谱》一卷
　　《薛氏家谱》一卷     　 　《颜氏家谱》一卷
　　《虞氏家谱》一卷      　　《孙氏家谱》一卷
　　《吴郡陆氏宗系谱》一卷陆景献。 　　《刘氏谱考》三卷
　　《纪王慎家谱》一卷 　　        《蒋王恽家谱》一卷    　
《李用休家谱》二卷纪王慎之后。 《徐氏谱》一卷徐商
　　《徐义伦家谱》一卷 　　《刘晏家谱》一卷
《刘兴家谱》一卷   　　《周长球家谱》一卷
《施氏家谱》二卷   　　《万氏谱》一卷
《荥阳郑氏家谱》一卷 　《窦氏家谱》一卷懿宗时国子博士窦澄之
《鲜于氏家谱》一卷 　　《赵郡东祖李氏家谱》二卷
《李氏房从谱》一卷 　　《韦氏诸房略》一卷韦綯
    除表中所列外，《艺文志•谱牒类》在王方庆《王氏家牒》之后，“又《家谱》二十卷，”因紧随《王氏家牒》，故亦应为王方庆所著，因性质不类家谱，故不列入表中。此外还有《皇孙郡王谱》、《元和县主谱》。和不知名的《家谱》。各一卷。以上就是唐代谱学家和谱学著作之大概情况。很显然，如果我们和魏晋南北朝谱学发展相比，无论是谱学家的阵容，还是谱学著作的数量、品种都无法与之相比拟，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谱学在当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而在唐代的社会里，我们很少看到这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谱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我国谱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正因如此，在南朝齐时谱学家、目录学家，在所作目录学著作《七志》中，就已经设立了《图谱志》一目，以反映谱学发展的盛况。到了唐代初年所修的《隋书•经籍志》中，第一次在正史《经籍志》的史部中立了《谱系篇》，及时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随后五代时所修之《旧唐书•经籍志》、宋初所修之《新唐书•艺文志•》在史部里都设立了《谱牒类》，于是唐代所修谱牒状况亦大都得到了反映。可见古代史学家早就将谱牒看作是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史学一个重要的分支。这里要指出的是两年前，在安徽参加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教授挀振有辞的说，家谱学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而绝对不是史学的分支。从发言的气势来看，似乎很有道理，但从所讲述的理由来看，则几乎都无法成立。尽管他讲了不少理由，人们只要从其所讲内容来看，就可以看出，这位先生不仅对传统史学的内容不甚了解，似乎连正史也没有翻阅过，否则就不会讲出这种话来。还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位先生对谱学的要领也不甚理解。因为家谱学并不等于谱学，谱学的全称应为谱牒学，而家谱学充其量也仅仅是谱牒学中的一个分支而已。关于这一点，我在《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一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谱学不等于家谱学”。文中还特地征引了清代著名史学家邵晋涵论述谱学的起源和发展的文章中一段文字。邵氏认为谱学发展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专官之掌，演变为专门之学，进而形成私家之谱，目的在于告诉大家这样一个事实，即谱学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决不像如今有些人所说，谱学就是家谱学。当然，我们也可以请教这些先生们，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么唐代所修的《氏族志》、《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等大型统谱，难道就不是谱学著作了？恐怕这个结论谁也不会承认吧！至于谱学是否是史学的组成部分，是否是史学的分支，我们除了从上引《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著作列入史部来说明外，后来许多历史学家在论著中也已作了明确的肯定。清代著名历史学家钱大昕在《钜野姚氏族谱序》中就曾非常肯定地说：“予唯谱系之学，史学也。《周官》小史‘奠世系，辩昭穆’。汉初有《世本》一书，班史入之《春秋》家，亦史之流别也。裴松之注《三国》史，刘孝标注《世说》，李善之注《文选》，往往采取谱牒。魏晋六朝之世，仕宦尚门风，百家之谱，悉上吏部，故谱学大重。欧公修《唐书》，立《宰相世系表》，固史家之创例，亦由其时制谱者，皆通达古今，明习掌故之彦，直而不汙，信而有征，故一家之书与国史相表里焉。” 大家可以看到，钱大昕直接了当就讲“谱系之家，史学也。”接着又列举了《世本》、《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同样都属于谱学大家族中的成员。而由于家谱同样具有史料价值，因而魏晋以来学者在注释文史书籍时，“往往采取谱牒。”而这里所采取的谱牒，则大都为私家之谱，我们在有关论著中已经指出，刘孝标所注之《世说新语》，采用私家之谱就达39种之多，裴松之所注之《三国志》，采用的私家之谱亦有十三种。主要是由于当时政府对修谱之事管理得比较严格，因而在家谱编修中胡编乱造的情况还比较少，相对来说史料价值也就比较高。长期以来大量历史事实都在说明，谱牒学（包括家谱在内）一直是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唐代的谱学发展过程，同样足以说明这一点。当然，我们已经讲了，由于唐代社会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它的谱学发展，既不可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发展相一致，更不可能与宋元以来谱学发展相等同，这是由于各个时期社会制度所决定。
    最后，我想就敦煌藏经洞流传下来的两个姓氏族谱残卷作些介绍，一是《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别一是《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前者卷首有些残缺，接着就是按州郡排列，每郡之下则注明此郡住有几姓，如渤海四姓（冀州）：吴、欧阳、高、刁；彭城郡五姓（徐州）：刘、曹、袁、引、受；会稽郡七姓（越州）：虞、孔、贺、荣、盛、钟、离。值得注意的是，此残卷在卷末还有一段文字说明：
    以前太守，因尧置九州，今为八十五郡，合三百九十八姓，今贞观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以后，明加禁约，前件郡姓出处，许其通婚媾，结婚之始，非旧委悉，必须精加研究，知其谱囊，谱囊相承不虚，然可为疋。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等奉敇，令臣等定天下氏族，若不别条举，恐无所凭，淮令详事讫，件录如前。敕肯依奏。
大蕃岁次丙辰后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鲁国唐氏苾悟真记。
    我们在上文已经讲了，贞观五年高士廉等人受唐太宗之命编修《氏族志》，由于高士廉等人旧的氏族观念很严重，因此初稿修成后，太宗非常不满，令其重新编修，如今看到的这个残卷，很可能就是《氏族志》初稿所列的郡姓，只不过未定等级而已，因而有可能流出。因为后来修改定稿的《氏族志》只收二百九十三姓，比残卷所列少一百零五姓。这个说明，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凡入郡姓者，相互之间可以通婚。二是还有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虽属三百九十八姓者，但“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还是不能通婚。可见即使在唐朝，其风俗制度，仍沿袭魏晋南北朝的做法。这就是后人所讲必须门当户对。还要指出的是，每郡之下所列几姓，指的是这个郡的郡姓，并不是说当时这个郡只居住着这几个姓。郡姓者，是指一个郡之大姓望族。在当时，能否列入郡姓，关系到这一家庭的社会地位和权利问题，决不是小事。《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南齐建武三年：“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帝曰：‘薛氏，蜀也，岂可入郡姓！’直阁薛宗起执戟在殿下，出次对曰：“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今不预郡姓，何以生为！”通过这个残卷，我们可以了解到唐代郡姓的分布情况，有的同样是一个姓，在两个郡都有，如孔姓，鲁国有，会稽郡亦有，如王姓，琅琊郡有，太原郡亦有，再如李姓，陇西有，赵郡亦有。这就说明，虽同为一姓，郡望并不同，其族系流传也就有别。
    至于《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首尾都比较完整，并用唐朝的行政区划十道来统属州郡。而此件为何人所集，集于何时，都不得而知。前面的几句小序，实际上就是要人们记住自己的姓氏郡望之所出：“夫人立身在世，姓望为先；若不知之，岂为人子；虽即博学，姓望殊乖；晚长后生，切须披览；但看注脚，姓望分明。谨录元出州郡，分为十道如右。”每道之下，再按州郡列出姓氏。此卷所列姓氏大大超过上件，计有七百五十五姓。至于有的姓同样出现在两个郡，王姓既出现太原郡，又出现在琅琊郡；李姓既出现在陇西郡，又出现在赵郡；孔姓既出现在鲁国郡，又出现在会稽郡。而此卷每郡所列之姓大多有所增加，如上引冀州渤海郡，原为四姓，现在则有二十八姓；徐州彭城郡，原为五姓，现在则有十二姓；越州会稽郡，原为七姓，现在则有十四姓。最多的则为雍州京兆郡，竟有四十姓。尽管这么多，所列仍旧还是郡姓，我们从研究中知道，并不是所有姓都是郡姓，同样都是李姓，只有陇西、赵郡两处为郡姓，上面已经讲过，武则天时做过宰相的李义府，本为瀛州饶阳庶族，却一定要和赵郡李氏叙家谱，排辈分。又如高宗时的宰相李敬玄，本是“亳州谯人也”，同样想方设方要与赵郡李氏合谱。这就说明，上述两处虽然也都有李姓，却都不为郡姓，所以在这个《氏族谱》中均无记载。这从《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即可得到验证。我们再看王姓亦是人数比较多的姓氏，也只有太原、琅琊两处是为郡姓，其他地方的王姓则不然，如晋陵王，此谱上同样是没有，看来还是沿袭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规定。清代史家赵冀在其《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敬则闻之曰：‘我南沙小吏，缴幸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夫复何恨？’”王俭属琅琊王氏，敬则为晋陵王氏，氏名虽同，而门第相去甚远，故王俭则愤愤不平，而王敬则当然是心满意足。可见即使位至三公，而自己本非郡姓望族，照样还是被人看不起。时至唐朝，我们再查《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常州晋陵郡，照样还是没有王姓。这就说明，这个新集的《天下姓望氏族谱》，虽然列了七百五十五姓，但确实都是郡姓。当然，也要指出的是，郡姓在这个郡称望族，但是在全国未必都有地位。何况在唐朝修《氏族志》和《姓氏录》以后，都又用划分等级来确定望族右姓。所以敦煌藏经洞保存下来的两件姓氏族谱，不仅对研究唐代谱学有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了解全国姓氏在唐朝分布情况及后来的流向提供了直接依据。如后来定居江西的欧阳修家族，在唐朝据其家谱的记载，则是在冀州渤海郡，我们在《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就得到了验证。我们仓姓祖先在唐时亦居此
郡，可见如今许多姓氏若要寻根求源时，在此或许以得到满足。

陆海燕

无论是政治,经济, 文化, 宗教.......都以"群" 来论的话, 不要讲斗, 要讲和, 才是贵的......

团结就是力量.

人类有问题, 有苦难, 只有找到好的团体, 问题才会解决......